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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为何同样困挠中美两个大国?

阅读量:3602064 2019-10-20




来源:小禾场 (如涉及版权问题,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处理!谢谢!)
10月17日中午,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行秋季年会上表示,全球经济现在处于大幅下行阶段,挽救经济颓势的时间和空间都极为有限,而严峻的贫富差距是阻碍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位《福布斯》财富排行榜前30名的富豪指出:“无论从任何维度来说,我们面临的是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贫富差距,在美国,最富裕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和最贫穷的90%人口的财富几乎一样多,这也造成了如今美国政治上左派与右派极度的两极分化。”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最富有家庭和最贫穷的家庭之间的差距现在是过去50年中最大的,尽管2018年美国的中位数收入创下了历史新高。美国人口普查局在其最新《美国社区调查》报告中表示,2018年美国的收入不平等较2017年明显加剧。2018年美国基尼系数从2017年的0.482上升至0.485。上次这一衡量指标发生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变化是在2012至2013年。

几十年来,美国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远远超过低收入家庭,促使一些民主党人提议增加对超级富豪的税收。一些民主党人甚至认为,是特朗普2017年底推出的减税政策加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因为税收减免的很大一部分都让富人们受益了。
正在角逐下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公布了一项缩减贫富差距的征税计划,该计划将在15年内让美国亿万富翁的财富减少一半。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承诺,他将对超级富豪实施新的税收标准,从对拥有3200万美元财富的已婚夫妇征收1%的财富税,到对拥有100亿美元以上财富的夫妇征收8%的额外税收。“当三位亿万富翁能够拥有的财富超过整个国家的一半人时,就没什么公正可言。”

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也同样想要依靠财富加税政策来角逐明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根据她的计划,拥有5000万美元的个人将需要额外缴纳2%的税;而对于个人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这一税率将增加到3%。
《2019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以2600亿人民币成为全球华人首富,而马化腾和许家印紧随其后。同时美团的王兴、小米的雷军、拼多多的黄铮等新贵也跻身榜单。2018年全球共有2470位十亿美金富豪,其中中国有658名,美国有584名十亿美金富豪。北京连续第四年成为“世界十亿美金富豪之都”,以103人领先于纽约的92人。
中国经济崛起不过30多年,无论是富豪的数量还是富豪所拥有的财富,都远远超过历经数百年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畸形的房地产市场,导致一大批人囤几块地盖几幢楼就可以一夜暴富,当成千上万中国人为高房价付出沉重的代价被沦为终身房奴时,富豪们在国内外并没有蠃来多少掌声和敬重,许多游走在政商圈中的富豪,所拥有的财富不过是沾血带泪的财富!

中国富豪崛起,除了众所周知的房地产之外,占有国家矿产资源或公共领域的垄断资源,利用资本市场的政策资源,也产生了一大批富可敌国的富豪。还有一大批依靠“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起家的隐形富豪,无论是铁路公路轻轨地铁以及电网水网油气管网、水电火电核电建设等等投资项目背后,都会隐藏着一大批令西方老牌资本家都黯然失色的富豪。
熟稔公共投资的都很清楚,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自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以及银行配套的投资项目,至少有10万亿通过各种不同渠道不同方式,流入了大大小小的权贵以及各类代理人的私囊之中。
贫富差距一直刺痛着公众的敏感神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占人口总数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西南财经大学曾对8,000户家庭做了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10%的家庭占有了86.7%的社会财富。这个结果难免让人沮丧!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竟然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不是之一)。
中国富豪数量虽然已经超过美国,但中美两国的人均收入和贫富差距并不一样。2018年中国人均GDP64520.7元人民币(约合9509.8753美元)、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人民币(约合4040美元);2018年美国人均GDP约为6.2万美元、是中国的5.6倍,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41000美元,大概是中国的10倍。今年上半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3281元人民币。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9536元人民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6601元人民币。所谓中位数是指,100个中国人,51个收入是13281元人民币,另外还有49个低于13281元人民币。
2018年美国基尼系数为0.485,而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0.45,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为0.17到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

有人调侃说,在一个十几亿的社会,有几万人过着神仙般的日子,有几十万人过着皇帝般的日子,有几百万人过着贵族般的日子,有几千万人过着富足的日子,但至少有十亿人过着龇牙咧嘴的日子……十亿呲牙咧嘴中还有无数人过着打肿脸充胖子的日子。光鲜的大厦璀璨的华灯遮掩不了衣衫缕缕的城市游民,很多人长期挣扎在贫困线上。
1985年,中国将人均年收入200元确定为贫困线,2009年这个标准提高为1196元,2012年才将人均年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28年来这个扶贫标准提高了11倍!2018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报告显示: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7年年末农村贫困人口3046万人。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确定的标准是,日均消费低于1.25美元属于极度贫穷人口。而中国贫困线标准的制定,长期都是依据每人每天摄入热量2100大卡路里来推算的。1985年首次测算贫困线时,在基本温饱的测算体系中,食品消费占了60%,而在1997年调整时,食品开支的比例高达85%。从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贫困线只是一条保障吃饭的贫困线。
今天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人均每天不低于1.25美元的贫困线标准,在中国已经很难维持基本温饱,一天8元人民币现在能买到什么?面对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8元人民币很难维持一个人一天的正常生活。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严重缺失,高昂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民生支出,把很多收入高于贫困线之上的群体,也会拖入绝对贫穷人口之中。
几年前有领导人从北京出城3个小时到了太行山深处的保定市阜平县龙泉关镇访贫问苦,那里属于全国连片特困区,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900多元人民币。骆驼湾村的村长向记者坦言:村里608人,有428人全年收入不足千元!在中国农村,许多农民到了晚年只能靠子女来赡养,那些无儿无女无收入的孤寡老人,每月救济金只有区区几百元人民币。
而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最新调查:2019年的美国贫困线标准为单身收入低于11880美元、4口之家低于25750美元。据此标准可知道,美国国民大约有12.7%的家庭生活在这个贫困标准线之下,贫困人口约为4060万。而中国的贫困人口近年来在大幅度减少,如果贫困线标准不再提高,再过几年,中国或许就不再存在所谓的贫困人口了。

贫富差距扩大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一般情况下贫富问题并不可怕,只有当贫富差距悬殊巨大,特别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来自制度或政策导致的社会不公,或者是腐败大行其道,贫富问题才会变得复杂并且伴随着危险。正如邓小平生前所言:“如果是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算失败了”。
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与弟弟邓垦谈话时曾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经济学家吴敬链曾撰文指出:“中国贫富差别太大,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首要原因是腐败和垄断。当政府的行政力量越强大,寻租的机会就越多,权贵们就越霸道。这种怪圈跟中国过去历史上出现过的怪圈一样,实际上是走不出来的。”
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尊严,也不是来自于GDP总量与政府所拥有的庞大财力,而是来自于民众与政府之间基于互信的良好政治关系。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民穷民弱而国家强盛。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不能长期被极少数人独享或变成了更多的财政收入,或者说,国家财富的增长不能长期远高于民众财富的增长。

日本在战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国民收入普遍赶上并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积极实施具有深远影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让日本全体国民同步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尤为重要的是,在实施计划的十余年里,日本社会形成了1亿人口的“中产阶级”,实现了国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真正实现了国强民富的战略目标。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取得这样好的效果,是因为日本把经济发展的目标,确定在全民的收入增长之上,用国民收入的增长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不是用经济总量的增长来带动国民收入的增长。以国民收入倍增为第一目标,经济发展就会井然有序,以GDP增长为目标,经济发展必然是畸形和扭曲的。
日本厚生省公布的2018年日本人均收入约为458万日元(按公布时汇率,约40845美金)。其中飞行员2048万日元(133.12万人民币)、大学教授1081.5万日元(70.29万人民币)、高中老师663.4万日元(43万人民币)、空乘614.2万日元(39.92万人民币)、程序员551.2万日元(35.82万人民币)。
贫富差距再次扩大也折射出畸形的社会形态,无论是城乡之间还是官民之间,都存在着非常普遍的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收入分配不均直接导致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民众的不满,既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与国有垄断企业之间存在的收入差距,也涉及到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私企、外企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更包括每天支出在1美元以下的贫困阶层以及遍布城乡的失业者与未充分就业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中国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每一次的政权变更和社会动荡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都是贫富差距而引发的社会内乱和民众抗争。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必须慎重处理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不能任凭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取决于政府的公共政策,如果经济发展只是让极少数人暴富起来,绝大多数人长期只能维持温饱抑或艰难度日,这个社会或将很快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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