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谢宇杀害亲生母亲的案件给我上了一堂课，这堂课不仅包括命理和姓名等因素对生命状态的作用关系，也有社会层面的，心理层面的，宗教信仰方面的等。至于说，这些关系是包容的还是平行的，我想是需要经过时间检验的。
在思考这个案例时，想到《中庸》开篇第一句话给我的启发，正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天赋与人之禀赋合起来可看做秉性，遵循这种秉性而为人处事就是道，按照道的原则修养称为教。这样的话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看看吴谢宇的人生轨迹，对我在前面分析人物心理趋势时，认为有道理的人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这就是命吧！”但是果真就是命吗？我觉得“是也不是”。所谓的“是”就是在为前面两句话做注脚，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禀赋，而因循着这个自然的禀赋率性而为，就必然落入早已既定的“道”中，这个道我觉得还是天道规律中的自然属性，还只是这种规律中作用下的道。而后一个“道”，就是修道之谓教中的“道”，这个“道”才是我们应该掌握并超越的东西。如果前一个道（率性之谓道）是名词的话，那么后一个道（修道之谓教）也许就应该是动词。这个自主性的道，才是老祖宗对我们真正的慈悲示现。说句简单的话，就是我们的命固然受到自然规律和自身禀赋的双重制约，在自己天性的范围里，完成自己的福、寿、祸、殃，但是真正来说，我们应该具备那个超越之心，打破那些格局本身固有的桎梏，才不枉为人，才能称得上是“大丈夫”。 我不能说吴谢宇杀害母亲这件事完全是因为他的命运决定的，我只能说，命理格局里有这些引导他犯罪的内在诱因，这些诱因在某些条件下一旦成熟，就很可能带着不同场态影响人的言行，乃至形成犯罪等。过去，我对这句话也不能理解，记得上大学时，老师和我们说过一句话还依稀记得。如今这句话也成了我在思考生命问题的一个小参考。老师曾对我们说：根据西方心理学者的研究发现，有些犯罪的人带有天生犯罪倾向。也就是说，他们是必然要犯罪的，必然要为祸世界的，这之中有不可控的因素，也就是所谓的自然性犯罪。老师的这种说法突然让我想到，我们老祖宗的文化里，早已有了类似且更为深刻的见解。这其实可能就是儒家所谓的率性而为的“道”统观，也可以说是佛道两教的业力轮回观，或者更类似于易学家所谓的命理格局。当我想到这里，由衷佩服古之先贤智者的伟大。他们用各种不同学说，在对人，对宇宙，对生命状态和关系做着深刻而又有现实意义的诠释。 吴谢宇的案例，给我的启发不仅限于对他命运轨迹的判断，还有更多的思考。其实，我很清楚我的易学水平还在初级阶段，我的思考方式不代表真知，不代表权威，甚至可能还是错谬百出的。我只是作为一名学生，对这门学问做了一点小小的反思和分析。而这次分析我也是有所收获的，其中一点就是我前面提到过，我接触了一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却又有完全不同的生命轨迹。他们是否存在某些相似性？我想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这种事情，如果真的如此频繁，岂不是很让人惶恐，也很荒唐？为此，我在读邵伟华老师的书时，看到理性客观的说辞，这个问题，也是我对命运模糊性的一次深刻反省。写到这里，我不妨把邵老师和那位朋友的对话简单引用一些，让我们对命运有一次更为深刻的理解。 这个朋友和邵老师谈到命运问题时，曾极力反对人有命运的问题。他通过一些理由证明自己观念的正确性。他提出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问邵老师：“如果人有命运，那么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同分、同秒生的人，为什么当皇帝的只有一个？我国六同出生的人也有很多，他们的命运应该也一样才对，为什么不一样？”这时候邵老师看了看他并问他：“天同是一个天，为什么有春夏秋冬之分，冷热之别？地同样是一个地球，为什么有水陆山丘高下之异？同一块地，同一颗麦子，都是在九月的时间种下，为什么高矮不一样？同一颗树枝，为什么结下果子不一样大？人体都是一个整体，为什么五脏六腑功能有盛有衰，有好有坏？为什么有人肝脏生了癌症，其它部分却能完好无损？”那位朋友愣住了。这时邵老师又问他：“人体既然是一个整体，五脏六腑都藏在人体之中，从母亲出来时，五脏六腑都同时在六同的时间出来，应该没有分谁先谁后，如果按照你的说法，肝脏长癌，其他的部位应该也长癌，他们之间为何又如此千差万别？”那位朋友听了邵老师的话哑口无言，邵老师继续说：“五脏六腑都标有阴阳之分，都具备五行生克，各主四时旺衰，所以，即便是六同一体的脏腑，也同样有千差万别。”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也是，为什么和吴谢宇同样出生时辰相似的人，人生格局却又有那么大的出处呢？感觉那些人事物之间，又带着很强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数学中还有所谓的模糊学。其实，这些问题经过反思，我们就会有更广阔的认知空间。就拿这个六同问题，同样也存在很多复杂的变数在其中。比如：出生方位不同。人在受生时，会因东西南北的差异而有性情的变化。还比如：父母年命的差异，兄弟姐妹年命的差异，配偶年命的差异，男女顺逆排运的区别问题，面相、手纹的差异（皮纹学讲过，人的手纹面容没有完全相同的），人的骨相差异，祖坟，方位的差异，遗传上的差异，所处不同环境和家庭条件之间的差异。这些都是影响人与人不同命运轨迹的条件。 写到这里，我想到过去读过的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也正反映了这种现象。故事说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当了皇帝后，担心和他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和他一样都是皇帝命，这样他怕会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所以他大开杀戒，滥杀无辜，想把和他同一个时间生的人全部杀死，当杀到中期的时候，他很好奇这些人都是做什么的，就命人抓了几个问他们是做什么的。其中一个说：我是养蜂的，养了九座山头的蜜蜂，有多少多少万只。然后，他又问了其他几个人，发现他们有养鱼的，有多少水域的鱼归他管。有养蚕的，家有多少蚕等。问了几个后，他又惊又喜，他突然想到：我当皇帝统治九州，九个诸侯；他们养蜂、养鱼、养蚕等，都是各个物种之王。原来，人王和各种物王都是王，但他们却都不会对他的统治构成威胁。想到这里，他就停止了滥杀无辜。这个故事给我的启发，正在于共性之外的个性差异，即便是双胞胎，也会有不同的命运轨迹。 吴谢宇的案件虽然是个别现象，而且是很极端的个别行为，但是通过这种数理模型，却也能反映出他的这些变化趋势，但不是这些变化趋势是定性的，如果没有经过修身之行，不能真正打破五行生克变化，这样的事情，就很可能触缘而发。当然这个缘看似是外缘，而从某个角度讲，恰恰是他自身的某些缺陷的反映。但是话说回来，堂堂北大学子，如果有传统文化的熏染，有对宗教文化的认知和敬畏，有对信仰方面的肯定，有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即便是真有犯罪倾向，也不会残忍去杀死自己的亲生母亲。且不说佛家有《父母恩重难报经》中对父母之德的极度称赞，我们倾其所有报答父母，也不能报父母深恩之万一。就拿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孝经》对人们伦理道德的教化，就知道我们在做人方面还有多远的距离需要完善。这种功利且膨胀私欲的时代，让我们警醒的同时也有几多无奈。 吴谢宇杀死母亲这件事，虽然没有盖棺定论，也有很多悬想没有破译，但那悲剧的背后，仅仅简单是说一句，吴谢宇，全都是你的错？（完）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