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izhou folk song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ethnographic writing
【作者简介】史一丰，浙江湖州人，黄山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音乐学。
【基金项目】2018 年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徽州民歌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研究”（AHSKQ2018D82）。
【摘要】民族志书写是人类学研究从田野到文本的转向。它既是对田野调查的文字记述，又是人类学研究在田野后的一种继续。徽州民歌申遗后的研究，不仅需要延续田野调查以求深挖、保护和传承徽州民歌，更是需要对徽州民歌田野调查的过程进行文字的深描，以求在传承徽州民歌音乐本身的同时呈现徽州民歌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徽州民歌；田野调查；民族志；深描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的第一大法宝。研究者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式与被研究者亲密接触，获取研究所需要的第一手资料。纵观人类学研究的发展历史，田野调查并非是人类学研究伊始就被采用的研究方法，人类学的古典进化论、传播论、历史特殊论等学术流派自始至终以书斋式的方式进行研究和思想的表达，在人类学发展历史上被称作“扶摇椅上的人类学研究”和“扶摇椅上的人类学家”。自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兴起之后，倡导实证研究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流。尤其是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达曼岛人》两部著作的问世，使得先前人类学家在书斋内推理、想象式的理论建构转向从田野中构建人类学理论研究的体系。同时，上述两部著作也开启了人类学研究中“艺术书写”的新开端，即艺术民族志书写这一艺术人类学研究方法。虽然，学术界曾经讨论过现有民族志后有田野调查的论断，但是，认为民族志书写是基于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文本书写一直是人类学家们的共识。正如云南大学文学院向丽教授在其《艺术的民族志书写如何可能——艺术人类学的田野与意义再生产》一文中提到的：民族志……旨在通过对研究对象所在“田野”知识进行考察、收集，在此基础上对这些知识进行分析、比较和阐释，以获得关于此文化的形态与意义的更为繁复而细致的知识谱系。向丽教授的观点不仅清楚地表达了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的关系，更是将民族志书写这一方式认定为艺术人类学研究从“写艺术”到“写文化”的转向，这是后现代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此文的研究是艺术人类学中的分支音乐人类学研究中有关地方民歌研究方法的探讨。作为申遗十年后的徽州民歌，如何再提田野调查以丰富其曲目库，并且基于十五年来的研究成果，将民族志书写的这一研究方法介入其中，以期获得对徽州民歌从艺术形式到文化样式的文本呈现。
一、什么是田野调查？民族志书写是什么？
（一）什么是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是指研究者深入被研究者的日常生活空间内，与其亲密接触，通过观察、访谈、体验等方式，对被研究对象在不涉及其隐私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多维度的了解并做文字、声像记录，以求得文本之外所要获得的知识。此处的“田野”是实地调查所涉及的场域的总称。中国著名民族音乐学家伍国栋教授对田野调查的描述是：……音乐学学者走出书斋或办公室，深入民族民间音乐生活，进入音乐操纵者主体音乐实践时空范围去观察、收集各种音乐研究资料的调查。田野调查对于地方音乐研究来说，所获知识直接来自于被研究对象，具有真实性；研究者在与被研究者的交流过程也是两者所占据的文化身份的碰撞，是不同文化意识的摩擦，研究者需要获得研究所需的知识是要经过思辨才能得到的知识谱系，它既是民族音乐研究的方法，又是一种方法论体系，具有系统性；田野调查后，研究者要对所获的一手资料进行梳理、筛选和归纳，最后形成调查报告等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所以说，田野调查是文化人类学（包含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基本的研究方法。
（二）民族志书写是什么
民族志这一概念的关键词是“志”。志者，记也。民族志是专门从事各民族社会与文化记述与介绍的学科。民族志书写是田野调查的文字性表述，故而，它是一种文本形式，是研究者记录田野调查中的所见所闻、心得体会以及对被研究对象从不同文化感知和文化身份的角度进行文化书写的方法。所以，民族志书写既是一种文体，又是人类学研究的一种方法。《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中有关“民族志”的词条这么阐述：记述和介绍世界各民族基本情况的学科。……其以对具体民族的具体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和翔实记录，即以系统的搜集有关民族的资料为主要任务，……它的研究方法特征在于：通过长期的个人接触（通常是由了解被研究社会的风俗和语言的观察者进行参与观察），而对一个社会进行深入研究。古典进化论和传播论学派、进化论学派的人类学家只注重理论的推理和建构，因而被称为“扶摇椅上的人类学家”，自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研究流派的出现和实证研究的倡导，民族志书写才初露端倪。人类学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将民族志书写从文本到方法进行了拓展，他以其亲身实践确立起“科学的民族志”标准——资料搜集主体与理论研究主体的“同一”，则作为文体的民族志与搜集资料的田野工作必然地结为秦晋之好，奠定了人类学知识论的基础。当已有的人类学对非西方小规模社会的研究已经全面涉及之后，现代的人类学家开始反思人类学对当代社会、文化研究的反思，这种反思性的人类学研究方法逐步从田野调查到文本的转向，即民族志书写的意义在当前人类学研究中更为凸显。尤其是在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包括艺术人类学研究、音乐人类学研究或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单点民族志与多点民族志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拓宽了研究领域，有利于对研究对象展开“深描”。民族志书写与田野调查一起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二、田野调查：徽州民歌的定量研究
（一）田野调查是艺术“深描”的基础
自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研究流派的兴起，主张深入实地，展开田野调查，追求研究中的实证性成为那时和目前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主流。马林诺夫斯基在特雷布里恩群岛、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安达曼岛，阐释人类学代表人格尔茨在巴厘岛等，他们所做的实地调查、旅行考察，成为人类学研究中一个个经典的田野调查的案例。他们所追求的是对原本有着独有文化意义的人类文明形态，却分明又将在人们眼前所消失的这种人类文化创造的行为进行考察、记录、描述以及具有保护意味的、符合当代人文化审美需求的文化呈现。人类文化的书写从“写艺术”着手不应存疑，更应该深信是将人类文化深描的起点。文化人类学的艺术研究，主要是以实证性的田野工作为基础来展开，因此，较为强调艺术活动及艺术生产过程的个案及其具体细节的重要性。
（二）基于田野调查的徽州民歌定量研究
地方民歌作为传统民间音乐，它的产生虽具有即兴性，但是其不可见的酝酿过程人是与创作者的文化身份、生活经历、产生背景等多种主、客观因素有关。不同的民歌的体裁有不同的创作细节，不同题材的民歌背后反映出创作者不同的文化身份和所处的文化背景。从目前已有的文献资料研究来看，徽州民歌的产生和流传始终都存在于无声无息中。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得益于当时文化部的倡导下的地方民歌抢救运动，一部分热爱音乐且忠于本职工作的地方音乐工作者开始了徽州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地方民歌田野调查。历经三年的走访、搜集和采录以及后期的整理，于2005 年首次出版了《徽州民歌100 首》。该本册子的问世是徽州历史第一本地方民歌集，也是徽州历史上首次田野调查的结晶，它不仅向世人证明徽州有自己特色的地方民歌，更需要向外界表明徽州民歌与其他地域民歌一样尤其独有的乡土气息和文化魅力。该书在2008 年徽州民歌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徽州民歌申遗成功，鼓舞徽州地方一批热爱本土音乐的音乐人的热情，十年来积极从事徽州民歌的再挖掘、保护和传承工作，地方政府也通过认定传承人、举办相关的赛事和展演等活动，推动徽州民歌的进一步传承和发展。在此期间，一批有关徽州民歌田野调查的成果问世：《古歙音韵》收录200 余首徽州民歌，是继《徽州民歌100 首》后第二本徽州民歌集；《龙池湾民歌集》是一本专门展示黟县龙池湾地区的民歌集；《徽州民歌乡土教材》精选了30 首歙县地域内的民歌供中小学生音乐课使用；等等。其他还有部分相关徽州民歌理论研究的成果，多基于已出版的徽州民歌集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保护和传承视角的研究。如果将研究的时限定位于徽州民歌申遗后，那么，现存的徽州民歌的数量较之第一次徽州民歌田野调查来说已经占有绝对优势，细想来看，这得益于一批徽州民歌的研究者坚持不懈地深入田野，一直保持与传承人和民间艺人的亲密接触，以参与观察、音乐记录、影像留存、数字化保护等手段给予徽州民歌人类学理论的观照和传统文化保护的启迪。所以，近三十年来，对徽州民歌不间断的田野调查，直接的作用是抢救一大批即将消失的徽州民歌音乐，本质上驳斥了原先坊间流传的“徽州没有民歌”的论断，并从量上给予了肯定。
二、民族志书写：徽州民歌的定性研究
（一）民族志书写的特性
定性研究是对事物质的方面进行的分析和研究，是一种探索性研究，是一种用来定义问题或寻找处理问题的途径，……。定性研究是通过发现问题、了解现象，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不同的行为和看法来获得不一样的观点与观察力。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是伴随着田野调查而展开的，是对其考察的文本性描述。近代人类学研究坚持以马林诺夫斯基倡导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强调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书写，认为这是写文化的必要手段。马林诺夫斯基在其《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的前言中提到：能够为人所接受的民族志的第一个要求，肯定是它必须探讨某一社区内所有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整体情况，因为这些内容是极为紧密的交织在一起的，如果想要了解其中一个层面，就必须把其他层面也考虑进来才可以。因而，奠定民族志书写的基础必然要依据田野调查来展开。
（二）徽州民歌民族志书写的研究方法
已有徽州民歌的田野调查积累了徽州民歌民族志书写的原始资料。徽州民歌不同的题材都是徽州文化的不同角度的写照。以往有关徽州民歌的文字研究多忽略对其支撑研究的理论进行研究。在确立对徽州民歌进行民族志书写研究的同时，需要重述田野调查经历，因为，当研究者进入田野之时，相对于被研究者来说，其视角、理论背景、文化身份都不相同，因而，处理好这些关系是开展田野调查的根本，也是民族志书写的基本前提。因此，徽州民歌的民族志书写首先要处理好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主客位的关系问题。这是一种不同的文化身份的关系。不同的文化身份的视野对徽州民歌意义的表述是不一致的。比如，徽州民歌中的哭嫁歌，居于主位的被研究者是对女儿出嫁真情的流露，居于客位的研究者则需要对其哭嫁的动机、产生动机的人文和社会背景、哭嫁中“哭”的表述方式、语言的使用、演唱的方法以及这一外在的表现形式与其所处文化的关系问题做翔实的描述。同时，研究者还会在民族志书写中描述主客位互换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文化表达方式，即局内和局外跳出审视。第二，民族志书写中还要处理好遥距感知和贴近感知的关系问题。在徽州民歌的田野调查中，被研究者对研究者的亲密度时常会受到挑战，这是不同文化持有者文化冲撞的结果。因而，作为研究者来说，时常在调查之前学会演唱一两首徽州民歌，尽量学会原文演唱。当在调查过程中无法与被研究者交流时，或者无法向艺人采集民歌时，研究者就会主动演唱，用自己的一歌来引他人的歌，以求得被研究者身份和心理上的认同。这一过程需要在民族志书写过程中既要区分描述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不同文化持有，更需要翔实描述两者不同文化感知的过程。第三，对文化的表象进行深层描绘。美国著名阐释人类学家格尔茨曾借用美国心理学家赖尔提出的“深描”概念以及对不同挤眼的描述，指出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因而再做文化研究中的艺术研究，或者更进一步的音乐研究中，民族志书写的意义更要突出的是深层阐释音乐本体的文化内涵。梳理已有的徽州民歌，其中的主要题材都与徽州地域的民俗、民风相关，都能够体现徽州文化的内涵。故而，在书写民族志的过程中，不仅要对徽州民歌从音乐本体的意义上进行分析，更为重要的是要对其进行文化的阐释，即透过音乐形式深描文化内涵。比如，绩溪民歌《月亮起山一盏灯》，是一位徽州妇女对自己人生经历的一种哭诉。丈夫外出经商常年不回，妻子在家辛勤劳作，赡养老人，抚养小孩，无奈地承受着一名女子难以煎熬的重担。表现古代徽州妇女悲惨的人生经历。如同这一类徽州民歌在民族志书写比对文化背景、徽州传统思想的深邃影响等要做细致的描绘，不能仅从演唱和音乐语言的描写给予推断。另外，徽州作为农民工输出的主要地域，农民工的流动会对原住文化产生变迁，因而，田野调查需要随之流动，民族志书写同样也需要多点进行，记录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身份随着文化生存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外在表现形式的流变。
三、结语
田野工作是人类学区别于其他人文学科的唯一标志或关键要素，也正因为如此，做田野、撰写民族志就成了人类学专业的基本训练，也成为每一位人类学者走向成熟的成年礼。围绕徽州民歌做进行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书写，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艺术研究部分，是填补徽州文化体系中有关徽州地方音乐文化空白的里程碑式的研究。深入徽州各地，展开田野调查，遵循以人为本、整体观念和跨文化研究三个基本要件，将徽州民歌的研究视野置于徽州文化的范畴之内进行审视，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予以反思，处理好多种文化持有者文件身份的关系，做好定点民族志和动态追踪式的多点民族志的书写，推动徽州民歌的传承和发展。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9 年第 2 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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