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深化合作、共谋发展”为主题，山东国际友城合作发展大会及系列活动在济南、青岛等地举办，让山东与各国友城的贸易投资往来再次得到加强。我国对外贸易的历史相当悠久，西汉时已设专门的外事管理官员“大鸿胪”，而唐朝还始设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使”，北宋时期甚至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进出口贸易法规《市舶法》和反走私法《漏舶法》等。

　　说起来，汉武帝时开通的“西北丝绸之路”，可以说是中国对外贸易兴起的重要标志。汉武帝在朝廷中首设相当于现代外交部或对外经贸部领导的“大鸿胪”，接待人员中已有专职翻译官，此即《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记：“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鸿胪。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其实，比“大鸿胪”更早的外交官员当属秦始皇时代的“典客”。“典客”级别很高，系九卿之一，汉景帝在位时更名“大行令”，当时京师还设有涉外宾馆“蛮夷邸”，专门接待外国商使。
　　在古代国际贸易最繁荣的唐朝，官府始设“市舶使”。这是中国最早的专门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最早出现在海上贸易频繁的广州。设市舶使的具体时间最晚是唐开元二年（公元715年），据《唐会要》记载：“开元二年十二月，岭南市舶司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市舶使”也称“结好使”“押蕃舶使”“监舶使”等，随之还形成了极具古代中国特色的“市舶制度”。唐李肇《唐国史补》“狮子国海舶”条亦称：“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闹。有番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

　　长期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以陆道为主，兼行海市。汉代的对外贸易通道已是四通八达，除了西北丝绸之路外，在西南有更早的“永昌道”，取道缅甸、印度半岛，与中亚大陆的古老商道相交会，称为“西南丝绸之路”；往东北朝鲜半岛有“乐浪道”，不仅运往朝鲜半岛的货物行经此道，转口日本的商品也由此道转运南行，被称为“东北丝绸之路”。两汉时，中国国际贸易业务是当时世界上走得最远的。《后汉书·西域传》记载：“于是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可见，中国当时国际贸易能力之强大。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中国对外贸易长期采用“朝贡”方式，外国来的商品称为“贡”或“献”，中方交换出的商品则叫“赐”或“赏”。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等价的官方贸易行为，中国的“赐”远远大于海外的“贡”。如张骞出使西域，虽然带有军事、政治目的，事实上却是一次大规模的对外经贸活动。《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时，带“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

　　应该说，古代的对外贸易活动扩大了中国和中国产品的影响，现代流行的“Made in China”那时已广为人知。“中国货”不仅是国际高档商品的代称，在古罗马，中国丝绸还曾一度与黄金等价，不少外商主动来华开展经贸活动。如《梁书·诸夷列传》记载，黄武五年（公元226年），罗马商人秦论来到中国当时管辖的交趾（今越南北部），取道桂湘到武昌，见了吴国皇帝孙权。
　　那么，古人如何管理外贸打击走私犯罪的呢？“走私”行为在古代称为“漏舶”，汉武帝时长安有一批商人和匈奴人私下做买卖，因此受到严惩并被诛杀。对海关走私行为，宋朝出台了世界上第一部“反走私法”《漏舶法》，该法规定：“如不出引目，许人告，依漏舶法。”
　　史料记载，宋朝对外贸易实行许可证制度，为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颁发“公凭”（又称“公据”“官券”）。中外商人持“公凭”进港或出洋，并可自由往来中国各地，无公凭则属非法“走私行为”，一旦被查缉，货物没收。《宋史·食货志下》“互市舶法”条称：“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诣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