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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同龄人丨岁月里,她和常州铁路的那些故事

阅读量:3675964 2019-10-22



人物·档案

俞幼琴,1949年出生于丁堰街道,1967年进入戚墅堰火车站工作,1991年因病退休。20余年时间里,她做过车号员、货运员,售过火车票,开过起重机,车站的工作岗位几乎干了一个遍,亲历了过往岁月里常州铁路数不清的故事,见证了新中国铁路事业成长的脚步。
见证·故事

随着“呜呜呜”的汽笛声响起,一列绿皮火车缓缓启动,在“哐哧哐哧”的颠簸声中,满载着一车厢的欢声笑语出发了……儿时,俞幼琴常从戚墅堰火车站出发,坐火车去上海、南京玩儿。在她的童年记忆里,火车就等同于快乐,那时的她从没想过,自己会和车站打一辈子交道。

火车当了一回“120”1967年,俞幼琴的父亲从戚墅堰火车站退休,她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成为一名车号员。“主要在运转室里工作,统计每一趟进出站列车的车号和具体时间,妥善保管票据。”俞幼琴说,戚墅堰火车站是三等站,那时的列车班次很少,一天来往经过的火车不超过40趟。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火车几乎是国人唯一的远行工具,5万公里的铁路像毛细血管般连通着空间与人心。
那年俞幼琴21岁。在一个秋高气爽的上午,三四个人火急火燎地赶到车站找到她,寻求帮助:“亲人病危,铁路医院不收治,说只能去上海碰碰运气,情况紧急。”
“今天要去上海?”俞幼琴一时没了主意,因为她知道,就在刚刚,全天唯一一辆经停戚墅堰火车站的快车已经驶离了车站,下午还有2列慢车,但眼前的这名病人显然是等不及。“10点有一列上海方向的快车会经过戚墅堰,除非申请让它临时停靠。”
人命关天,俞幼琴抱着一丝希望,向当时的上海铁路分局试着提出了申请。“旅客列车除了局令,还必须拿到铁道部的调度命令,在这之前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当时沪宁线还是单线铁路,临时停靠不经停的车站是非常困难的。”俞幼琴向记者解释,所谓单线铁路,就是指一个区间只能有一趟列车开行,上下行列车相向交会或者同向发车,都必须在车站内完成,“一列车晚点,整条线的所有上下行列车的运行秩序都要跟着做调整,非常困难。”
但让俞幼琴和病人家属都喜出望外的是,半小时后,铁道部的调度命令就下来了。“10点那列火车可以在戚墅堰火车站临时停靠一分钟。”就这样,那位病人被及时送到上海医治,幸运地活了下来。事情过了小半年,由病人家属写的一封感谢信被送到了戚墅堰火车站。
“在那个年代,火车就是最快的交通工具。”俞幼琴感叹道,随着交通越来越发达,人们出行方式的选择也越来越多,这样的“紧急申请”已很少再发生。
车站里的“快递小妹”“那个年代,列车跑得慢不说,人还特别多,有时候,人们为了挤上车,不得已就从窗户外往里面翻爬,上了火车,里面挤得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俞幼琴笑着说,绿皮火车是一代人的记忆,这些“吐槽”也只是放到现如今说说而已,在当年,它承担的责任可不止载人远行。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俞幼琴调到货物运输的岗位,成为一名货运员。每天,她根据货令和日班计划组织车辆的装卸分配及传达相关装车要求,填制货运清单,还要负责票据的申领、登记等。“铁路货物运输分为整车和零担,还没有集装箱。”俞幼琴说,那时的零担货运工作就好比现在的收发快递。
俞幼琴告诉记者,当时客运列车只有一节行李车,在戚墅堰火车站,快车只允许上2件最多100公斤的货物;慢车多一些,但最多也只能20件,所以大多数要寄的东西都走货运零担车。
“比起现在寄快递,那会儿我们计算一件货物的运费可繁琐多了。”俞幼琴说,要参考分类表、里程表、计价表三张表格,一一区分货物的种类、寄送距离以及重量分别计算,“比如,1公斤日用品是1毛4,1公斤煤却只要7分钱。非常繁琐,一不小心就会算错。”
同样麻烦的还有通知提货。每天一上班,俞幼琴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到达的货物运单,如果登记了单位电话,就打电话通知;如果地址在车站附近,她就骑着自行车上门通知;如果目的地比较远,便只能用寄明信片的方式通知。
被通知到的居民,凭借提单就可以到车站领取他们的包裹,而这往往已经是在东西寄出的十天、二十天以后。“为了加速零担货物的运送,会根据零担货物的流向流量、运距长短、集结时间和车站作业能力等因素,有整装零担车和沿途零担车这两种运输方式,直达车还好,中转车就更慢了。”
在当时,货物运送基本都靠人力。俞幼琴回忆称,上世纪70年代,车站只有一两台小吊机,最大起重能力不超过5吨。而记者了解到,目前戚墅堰站有货位51个,最大起重能力32吨,并与中车戚墅堰公司的专用铁路接轨。

车票的变迁今年,沪宁城际铁路试行电子客票,戚墅堰站也在试点范围内,乘客仅凭身份证、刷手机就能进站乘车。从最初的硬板票,到机打的软纸票、可自助打印的磁介票,纸质火车票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人们迎来无票乘车时代。俞幼琴说,她虽然没有在售票岗位长待,但也见证了火车票的变迁。
记得每逢春运等节假日客运高峰,俞幼琴总会被临时抽调到售票窗口帮忙。她告诉记者,当时铁路系统尚未应用电脑售票,售票员卖票就像是中医“抓药”。在售票岗的左右两侧各有一个木头箱子,箱子上有好多个抽屉,去往不同城市的车票就分装在不同的抽屉里。旅客买去哪里的票,俞幼琴就抽哪个抽屉。抽了车票,再用扎票机在票上扎日期,用胶水在票上贴上写有座位号的小纸条。
“那时候,如果遇上旅客购买联程票,还需要打算盘来计算里程,再根据里程算出票价,然后逐一填写。一张联程票开出来,再熟练的售票员也需要用上5分钟。”
现在,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广泛运用,网上售票、自动取票以及买火车票、退改签、乘车出行已经变得非常简单、高效。2010年6月,服役期长达103年的戚墅堰火车站也易位改造,一座耗资7000多万元打造的现代化新车站拔地而起。
每每再去到车站,俞幼琴都会忍不住感叹:“火车速度快了,大家工作环境也变好了,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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