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Peppa，苏州大学法理学硕士。“童律联盟”专注于儿童权益保护法律服务项目发起人。
总有些东西会消失，紫色屋顶的彩虹、盘旋头顶的飞机，来了又走的租客、认识又陌路的朋友。总有些事情会明白，已经变凉的洗澡水、正在融化的冰淇淋，笑了又哭的牵手、打包又扔掉的食物。茁壮得像离开湿地的鹳鸟、倒了又生长的树木、迪士尼外墙的烟花。这个夏天之后，她的童年还在，六岁却永远回不来了。（楼西城对《佛罗里达公园》豆瓣短评）
也许你看过《何以为家》，并且记住了下面几句台词——
我要控告我的父母，因为他们生下了我；
我只记得暴力、侮辱或殴打、链子、管子、皮带，我听过最温柔的一句话是“滚，婊子的儿子”“滚，你这个垃圾”；
你儿子还没出生就死了，他并不存在，即使是番茄酱也有名字，有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而他没有；
我希望大人们听我说，我希望无力抚养孩子的人，别再生了……
也许你看过《小偷家族》，并且记住了下面几句台词——
父母也能自己选择吗？
不是生下孩子的人，就有资格做母亲的。
你选择了我，从此以后你就注定要心甘情愿的被我拖累。
烟花未曾照耀的地方，也有仰望着的笑脸，生活沉重如此，仰望本身，即是美丽。
而我更喜欢的是这一部《佛罗里达公园》。相较于《何以为家》和《小偷家族》，它没有悲天悯人，没有情感泛滥，没有控诉批判。它只把镜头以仰视的角度冷静不语地照向现实。浓艳色彩的镜头里，现实生活映照着蛮荒生长的童年。
是的，父母与孩子世界里的一切，绝不是几句煽情的台词，而是无声的呐喊，根植于社会本质之中。
来看看《佛罗里达公园》里我特别喜欢的几句台词——
“在彩虹尽头有很多金子。”“我知道，但是有只妖精在守护金子，它不准我们拿走金子，我希望那只妖精很温顺。”
我总是能看出来大人什么时候要哭。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棵树吗？因为它摔倒了，却从未停止生长。
本片描述了几个六岁左右的孩子的暑假憧憬，而守护着他们阳光般笑容的大人们每天在为生活拼搏。电影展现的是美国底层人民生活的杂乱与孩童里无尘的世界的冲突，父母们自以为给孩子构建了童话城堡，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由此我联想到发生在中国的事情，2010年，因干净利落手法成为网红的“杀鱼弟”，网络的走红并没有让他重返校园接受教育，成为一个红旗下的少年，而是在一片喧嚣后，再次辍学在家并伴随着错误的家庭教育。
8年后，他的名字因与父亲争执后饮下百草枯再此出现在公众的视野。网络媒体开始纷纷指责他父亲的暴力、批判所谓的“市井教育”。在今年的1月，父子二人因涉嫌故意伤害被刑拘。
“杀鱼弟”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而是在这个社会上那些被冠以“不良少年”称号的孩子们经历的缩影。在家庭中，父母常年不在家、抑或是在家却没有采用正确的教育方式，在家庭之外，国家的保护措施迟延且经常性缺失。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孩子权利保护的困局。
薰衣草般浪漫的紫色墙壁，佛罗里达标志性的蓝白天空，童真的孩子们肆意的叫声，这是电影的第一幕。这过分浪漫、过分晴朗、过分童真的画面，让这一切美得不真实。
当电影落幕，我们终于知道开场这段彩色的场景只是廉价的模仿，只是迪士尼乐园附近的汽车旅馆努力的伪装而已。单亲母亲带着女儿在汽车旅馆里苟延残喘交不起房租，出口成脏，得过且过，有钱就在超市大买特买，没钱就去吃霸王餐，甚至去做应招女。父母给孩子的童话城堡，或许也是人间炼狱。
你以为你努力给孩子的一切，都是最好的， 其实你以为的，都是错的。
在结尾，孩子们手拉手向乐园奔跑，我们分明看清楚了迪士尼与这里的距离，那个不曾出现在孩子们的日常，却是心中一直憧憬的地方。
讲完电影，我们言归正传。
通过回溯家庭史，我们可以发现，家庭在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地位虽然不断被削弱，但自始自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我们可曾认真想过，父母对孩子的真正义务是什么？这必须从我们的现实困局开始说起。
只在中国语境下谈这个问题。
首先，是经济理性观念的驱使。
在我国传统农耕社会中，人们必须依赖土地才能生存，因此衍生了宗法制的社会制度，家庭的结构由集中的大型家族和分散的主干家庭组成（释义：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或外祖父母，父母及第三代组成的家庭），因为更为看中血脉延续，家庭中更强调亲子关系而非夫妻关系。家庭担负着人口与经济的再生产以及成员的教化、社会化、秩序化等功能。这种社会结构衍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儒家伦理道德，两者相辅相成。
近现代以来，基于自由平等思想而发起的对旧家长制的批判，使得宗法制家庭制度基本瓦解；而建国后的政治运动更加淡漠化了家庭成员间的情感，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给人们思想灌注的更多是经济理性。
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后果的显现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制度、意识等的极速转型，主干家庭开始向核心家庭（释义：指由父母与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转变。原本人口被束缚在土地上，人口流动性低，便于形成家族之势，亲人之间能够相互扶助。而现在家庭结构的小型化以及人口流动的加快，大大弱化了家庭自给自足的能力，亲属之间代为照顾的传统救急机制逐渐消失。再加之个体生存、发展成本逐渐加大，对家庭的投入也难以与以往相比，这些都增加了父母对其义务承担的难度。而对一些经济条件本就落后、文化水平不高的家庭，父母不仅难以履行义务，反而会损害未成年人的权利。
其次，是新旧观念交替时候产生的错位。
随着经济迅猛发展，劳动力地区流动成为常态，由于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现在我国家庭有很明显的“二元”特征，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由于本身经济能力的不同，家庭形态的变迁也不一致。农村地区大部分的中青年人选择外出务工而非在家务农，劳动力流动就业已经成为常态。但是由于农村地区本身的落后，只能借助家庭成员来弥补社会“福利”和“保障”的不足，农村地区的家庭功能要兼具养老和抚幼。
而在城市地区，经济更为发达，有着众多的社会养老、抚幼机构，家庭养老与抚幼责任被大量分担，养儿防老的观念也在逐渐脱离人们的意识。成年子女成婚后少有与父母同室而居的情形，因此核心家庭更为突出，家庭中夫妻关系凸显重要地位。
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高速发展，不论是主干家庭还是核心家庭，家庭不再是人们的生产单位，而变成了人们的生活单位，核心家庭依赖于夫妻之间的情感来维系，生育行为本身也开始纯粹化为人们的情感寄托。
这种变迁导致现在的家庭模式与传统的家庭伦理要求之间不再是毫无间隙的重合，而是透露出逐渐拉大的疏离感。家长权被废除，国家对父母养育子女的义务性规定逐渐向欧美国家靠拢，亲子关系中父母对子女的付出远远大于子女对父母的回报。
家庭秩序与伦理的断裂是家庭结构与功能变迁的必然结果。两千多年的亲子关系依赖着儒家的父慈子孝规训的调整，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淘汰了小农经济模式，解构了家庭为基础的社会运行模式，打破了传统伦理道德所依赖的家庭结构与功能。以孝为核心的亲子观因主体自由性的伸张而被消解，但是就新的家庭模式与功能而言，我们并没有建成新的伦理道德与之相适配。
在意识形态上，要么是国家的政治性话语，要么是重回儒家模式父慈子孝的呼吁，事实上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这些呼吁以及话语并没有多少成效，经济理性依旧占据着普通人的思维方式，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利主义甚至是极端的实用主义者不断增多，亲子关系的功利化被发展到了极致。所以，才会有出现大量的离婚案件中，父母一方推脱履行抚养未成年人义务。
上述两个现实困局仅仅是家庭方面凸显出来的问题，是时代变迁、新旧意识形态交替所必然造成的困局，
在下一期中，Peppa将继续讲述儿童权利保护的另一义务主体国家的缺位所造成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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