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城市经济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开元盛世的长安，玄武之治的洛阳，元和中兴的越州就是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的代表作。当然，长安、洛阳等城市政治色彩比较浓，深入发展也是理所当然。但也有一部分城市，得益于地理位置、经济重心转移等因素影响而成为国家重要的商业城市。比如，长江流域工商业经济最繁荣的城市是扬州，其次为益州。唐代谚语“扬一益二”就是对扬州和益州着两座商业城市的赞誉。

一、扬州、益州不仅是全国重要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都市

唐朝扬州由南朝广陵、隋朝江都郡发展而来，自古是商业重镇。
唐代扬州因商业而繁盛，“淮浪参差起，江帆次第来”、“十里长街市井连”都是对这一景象的描述。
在扬州街市上，你可以买到盐、茶、陶瓷、金银、珠宝、药材、织物等各类商品。
扬州不仅是中国“富甲天下”的大城市，而且还是闻名世界的国际大都会，是各国商品的聚居地，经济地位超过了长安、洛阳，有“天下之盛，扬为首”之说。

益州是成都的别称。
成都属于古梁州，东汉并入以云南为主的益州，治所也随之迁到成都。
隋唐时期是成都发展的繁盛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佛教盛行。
农业、丝绸业、手工业、商业发达，造纸、印刷术发展很快。
“蜀绣”为全国三大名绣之一，唐代后期，大部分印刷品出自成都。
由于物产富饶，成都集市贸易也比较活跃，不仅有全国重要的菜市、蚕市，还出现了“草市”，即分布在邻近地区的乡镇集市。
成都的繁荣，吸引了大诗人李白、杜甫、王勃、卢照邻、高适等一批诗坛学识名流来旅居。
此时的成都是唐王朝的第三大都市。
二、扬州、益州商业为何发达？
扬州地处大运河与长江的交界处，运河连接南北，长江沟通东西，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扬州最繁华的时候，也就是政府最依赖漕运的时候。唐安史之乱后，江南漕运成为唐王朝经济命脉，苏州府、松江府和湖州府的丝与粮，无论运去洛阳，还是运去北京，都要经停扬州。即便是15世纪以后少量的海运进口物，亦要先来到下江，转运到皇帝居住的遥远北疆。所谓“无扬州则无江南，无江南则无李唐天下”充分说明了扬州的重要性。扬州的兴盛还与国家经济重心的转移有关。但是，当时经济重心逐步南移，江南之地又未深入开发，古都南京又毁于战乱，江北扬州发展商业也是得天时地利之便。

成都素有天府之美誉。
自李冰治水后，两千年成都无洪灾，先天耕作条件很好，能养活大批的人。
秦末、汉初成都取代中原而称“天府”。
大批的人口集聚，必然加剧商业的繁荣，秦汉成都的商业发达，秦时成都即已成为全国大都市。
上帝对此地如此钟爱，到了唐代，成都已经积累的深厚的物质基础，商业异常繁荣，物物交易已难满足其需要。
三、繁盛之后的苦难
对古扬州而言，发展兴也运河、衰也运河。五代十国时期，战乱四起，经济继续南移，扬州的运输枢纽作用逐步减弱。到了宋朝，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向南进攻，扬州城遭到了破坏。清初，扬州也遭到了屠城事件，屠杀共持续十日，“殓尸80万具”。由于人口的流失及战乱等影响，扬州经济一度倒退。

元代，成都因物资丰富，成为了中国最后一块抗元之地，不幸遭受三次奢城、三次被焚，成都经济跌出全国前五。
明末，张献忠逃到此，亦是大开杀戒，又遭遇瘟疫，成都几乎尸横遍野，所剩人烟极少。
清末，成都暴发了”保路运动”，清廷调两广总督调60万清军入川，成都又遭浩劫。

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的与很多因素有关，在封建社会，抛却政治因素不讲，地势平坦、河流流经、人口稠密、交通枢纽的地方更容易发展成为经济的高地。
但这些因素也是容易变更的，比如扬州在国家经济重心转移到江南之后，便落寞不如从前。
如果再加上军事战争等影响，城市的发展则更加充满了未知。
好在城市发展有规律可循，两座城市衰败落寞之后，在稳定的发展环境中，更是抓住一切机遇，迅速恢复和发展，又焕发出了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