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独自走在我的必经之路每况愈下的弥敦道上。
我在香港生存了将近两个月，零零散散记录过很多种感受——生气，气愤，愤怒，怒气冲天，天天骂人。直到我跳出自己的情绪，直视这里的满目疮痍之后，突然上来一股自作多情的劲儿，想给香港写一些温柔的话。
长达四个月的扑腾，参与者疲态尽显，也有黔驴技穷的嫌疑。工作日，绝大多数人伪善并克制，扮演养家糊口的好市民或事不关己的局外人。一到周末，个个群情激奋起来，横行霸道的黑衣人像是从马路上长出来的。出头鸟和各怀心思的看客都把自己保护得很好，前者有口罩和雨伞，后者有捉摸不透的神态。混乱，竟然也能找到自洽的规律。
上周日，汽油弹在家楼下炸了十次。以前我经常看王关节玩刺激战场，他超大音量沉浸式开枪猛扫的声儿有多烦，这炸弹就有多烦，还得再加一丝真实恐惧。
从下午到凌晨，窗外的世界上演了新一轮毁灭。我跟往常一样，上天台，晒月亮，吹风，翻着白眼听着警车、救护车、消防车的哀怨三重奏。我也在一惊一乍的嘶吼和爆炸声中，给家具来了个位移，把新买的茉莉花摆在了置物架采光最好的上层。
维生
次日一早我去银行办事，步行三百米，途经地铁口，商业街，直到银行。
地铁口被烟呛过，被火烧过，却也奇迹般地照常开放了。只不过站牌已经被大卸八块。新来的人也许不知道这是哪一站，又通向哪些站，好在，也没什么“新来的人”以身犯险了。
红绿灯是黑的。我一直认为，香港的喧嚣一半要归功于极速驾驶。人们不敢横穿马路，多半也归咎于此。然而红绿灯的失职，反倒使车速慢了下来，人们也勇敢了起来，令人诟病的“中国式过马路”，竟误打误撞成了唯一的出路。
被打砸的商铺，无一例外是被“上面”的立场株连的。前两天还人头攒动的零食店门口，几个工人正在收拾残局。门口的货架原本卖的是薯片坚果之类的，现在食物们死的死，伤的伤，投胎成了烟熏火燎口味的烤薯片和烤坚果。
路人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通勤，没有蛛丝马迹能暴露是谁在昨天穿了黑衣。耷拉的脸和眼皮千篇一律，只有在牵扯到金钱交易的地方，才能挖掘出一丝生命力，顾客表达出“谢谢你还开门”的感恩，老板回赠以“谢谢你还有钱”的宽慰，互相咕哝一句多谢，挤一个保质期三秒钟的礼貌性微笑。
知名餐厅饭点盛况
“当发觉自己行为的结果相互矛盾，无法运用，无足轻重的时候，失范便产生了。因为失去了方向，空虚与冷漠相伴而来。因此，失范可以被简单的理解为空虚。” 
碰巧学到的概念，让我想起周末旺角天桥下席地而坐的菲佣。脱了鞋，相谈甚欢，分享水果与香烟。没有人在乎她们。她们与这座冷漠都市的隔阂，并非出于身份地位，而是反常的欢声笑语——在这里，她们只有一条出路，反而省去了碌碌无为的焦灼。
如果某些不快乐的事频繁发生在自己身边，人们会不由自主的了解并谈论这些即使与自己不直接相关，也实在无法令人快乐的事。久而久之，快乐就有低级化的趋势，比如从“获得成就感”，沦为“吃橡皮糖”。
内地人，尤其我们这代青年人，对社会性的危险和恐慌只闻其名，没吃过落后的苦，没体验过倒退的发生。当我们探讨“不快乐”，都是基于生活安全且向好的前提，是关于时间的、金钱的、精神的问题，是实实在在关于自身矛盾的问题。
比如，在我们的认知里，银行是一个永远在规定时间上班下班的地方，ATM是一个永远可以24小时吃钱吐钱的机器，直到我在大清早走了一公里找到了一个吐不出钱的ATM。
一个小小的倒退，足以映射香港难以回春的凋零。
假月亮
香港终究是个靠魅力吃饭的城市。
我经常面对着朗豪坊的灯球，它偶尔会发射出外星人入侵地球一样的绿色光束。我的右手边是擎天豪宅，左手边是城中村一样的果栏，我在中间，被高贵和市井包围，被矛盾和迷茫挤压。想起第一天看到灯球的时候，它闪着月光的闷白色，照片因为像素不够，显得它就像躲在大厦脑袋后面的半截月亮。
可惜，人人自危的时代，很少有人谈情说爱了。那些振臂高呼爱她的人，只是烫红了铁钩在她的脸上灼下爱字。人们全心全意爱自由，爱自己，以至于安宁与和平都一文不值。
香港是一面被摔了又摔，粘了又粘的镜子。每破一次，总要损失一些玻璃碴，不知道哪天，她就斑驳到不再成像了。
以上，写于我仍不十分清楚为什么绝大多数香港人怀疑我们所相信的，反对我们所支持的。我只知道他们有多支持和理非，就有多不反对暴力，当然在这里，对暴力的正义和非正义定性也是各执一词的。似乎，除了五花八门的可以被肆意解读的合理性，价值判断已经不再有什么准绳了。
乱世佳人王连珠的战地茉莉
索性讲点别的——我的茉莉花开了。
谢谢品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