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天禅
10月9日，在德国东部哈雷（Halle）市的一座犹太教堂内发生了枪击事件，共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年仅27岁的枪手不仅在网络上散布极右翼观点，在枪击过程中还一直进行网上直播。随后，德国司法部长克里斯蒂娜·兰布雷希特宣布调查结果，此次枪击事件是由嫌疑人单独制造的“极右翼恐怖袭击”，右翼极端主义正成为德国最大的安全威胁之一。
（10月11日，德国哈雷市犹太社区的一名年轻人在事发的犹太教堂外为逝者默哀。）
事实上，极右翼民粹主义势力近年来在德国的快速蹿升，与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入德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也导致近年来德国的右翼极端主义和排外主义抬头。然而，2019年发生的几起宗教场所的袭击事件，包括3月份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清真寺枪击案、4月份在斯里兰卡连续发生的基督教堂袭击案，以及此次在德国哈雷市发生的犹太教堂枪击案等等，都体现出全球恐怖主义的一些新现实。
一、极右翼恐怖活动逐渐猖獗
尽管当前的全球恐怖活动仍以宗教极端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驱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在美国、欧洲等西方世界里“极右翼恐怖主义”正逐渐成为恐怖活动的主要推动因素。
2018年美国本土发生的所有6起大规模屠杀式的极端主义袭击事件，都与极右翼恐怖主义有关。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的调查，2018年是美国自1982年以来最为“暴力”和“恐怖”的一年。此外，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报告，德国的反犹太主义近年来也逐渐猖獗，2018年共有1800余起反犹太活动在德国境内发生，达到2006年以来的又一峰值。
从极右翼恐怖活动的肇事者来看，他们并不是有组织的行动，而是在一个松散的、无组织、无实体的意识形态框架下进行活动，不同于当前主流的恐怖分子组织形式。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新版《打击恐怖主义和有针对性的暴力活动战略框架》（Strategic Framework for Countering Terrorism and Targeted Violence）也强调了这一点，指出极端分子不再是受到极端主义者的驱使或听从上级的命令，而是在激增的极端言论中受到意识形态洗脑。与新西兰枪击案中的枪手如出一辙，哈雷市枪击案的枪手在网上发布了一份宣言，希望向那些崇尚白人民族主义的同胞吹响战斗号角。尽管哈雷市枪击案的袭击者斯蒂芬·巴利特(Stephan Balliet)是德国人，但他的极右翼言论都是是用英语写作的，这表明他试图在全球范围内煽动白人民族主义，而不仅仅是在德国。
二、宗教场所成主要目标
出于意识形态上的某种不满，极右翼恐怖分子将宗教场所视为主要目标，特别是自2012年威斯康星州橡树溪（Oak Creek）市一座锡克教寺庙遭到袭击以来。除了意识形态因素，这些宗教场所脆弱的安保措施也是袭击者选择目标时的主要考虑因素。因此，犹太教徒、基督徒和穆斯林在这些被称为“软目标”的场所内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安全风险。
（今年四月斯里兰卡连环爆炸案中被炸毁的基督教堂。）
最近几年，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加利福尼亚州鲍威（Poway）、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加拿大魁北克市、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挪威贝鲁姆和德国哈雷市发生的极右翼袭击都以宗教场所为目标，几乎涵盖了全球所有主要宗教。例如，发生在鲍威市和哈雷市的袭击，是在犹太节日期间进行，针对目标为犹太教，斯里兰卡的袭击事件则是在复活节期间针对基督教进行的报复性袭击。
三、网络直播成恐怖主义新武器
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可以在网络上分享各种资讯，包括暴力行为。甚至在极端情况下，这些暴力行为的直播或音像作品会成为极端化宣传的素材。在克赖斯特彻奇袭击事件中，社交媒体用户就可以通过网络看到一段长达17分钟的罪案现场视频，这不仅使得网络空间成为宣传暴力的媒介，也打破了全球各地潜在的暴力袭击者之间的孤立感。毫无疑问，当前的恐怖主义也进入了社交媒体时代。
兰德公司的恐怖主义专家布莱恩·詹金斯(Brian Jenkins)把这种新的恐怖主义行为模式称为“剧院”（Theater）模式。恐怖活动通过数字形式呈现在电脑屏幕或手机终端上，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投送至具有潜在暴力倾向的人眼前，进而达到全球扩散的目的。而这些身处世界各地的暴力分子则受此影响，甚至纷纷仿效。
四、如何应对？
恐怖主义的新驱动因素与新手段、新范式的产生，都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与全球大环境的变动有关，包括全球反恐形势、科技发展、地缘政治等因素，因此也不存在简单的解决办法。而且，当前的极右翼恐怖主义因为全球民粹主义泛滥，以及网络空间的无限延伸而爆发出新的危险性。
就西方世界来说，要有效应对弥漫整个西半球的极端民粹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将需要各个国家在情报、监管和执法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同时，社区安全力量和第一反应人员也应扎紧第一道防线，对极端分子网络要尽早发现和处置。
此外，在当前的社交媒体时代，互联网公司也是执法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尤其是推特、脸书等等掌握大量用户数据的公司，他们是探测和发现极端意识形态的前端机构，各个执法部门都需要在他们提供的数据基础上进行判断和追踪。然而，这又涉及公民隐私等各种道德问题。显然，这些问题还有待政府部门和私营机构共同解决。
责任编辑：陈佳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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