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过分地追求金牌的功能,靠多拿金牌证明中国人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本刊记者 徐梅
编辑 | 孙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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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7日, 2019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上,中国奥委会展台北京体育大学学生表演“沁园春.雪”舞蹈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通过了一项决议,“名古屋决议”赋予了中国奥委会在国际奥委会(IOC)中的合法权利,并要求中国台湾更改其当时使用的歌、旗和会徽,只能以“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留在国际奥委会中。
1979年11月26日,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姆扎里在国际奥委会总部宣布,国际奥委会经过全体委员通信表决,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1票弃权,批准了“名古屋决议”。
当年11月27日,中国奥委会在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时任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宣布,中国将派体育代表团参加1980年冬季奥运会和1980年莫斯科夏季奥运会(后未参加莫斯科夏奥会)。
自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1984年)为中国拿到第一枚奥运金牌以来,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240枚奥运会金牌(其中夏奥会227枚,冬奥会13枚)。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金牌总数位列第一,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需要金牌,而我们也已经做到了。”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在自己的回忆录《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坦言,“中国是泱泱大国,要赢得起、输得起。不要过分地追求金牌的功能,靠多拿金牌证明中国人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在中国奥委会重返IOC40年的今天,我们不再仅仅聚焦回望金牌之路,而是透过历史资料,拓展我们对奥林匹克主义的认知。一起来了解下国际奥委会历史上三个非常强势的主席——顾拜旦、布伦戴奇、萨马兰奇,他们各自的任期都超过了20年。以至于有记者抨击这个秉持国际主义和世界性的现代组织在组织管理上的专断封闭,“自1894年以来的119年间,天主教有11位教皇,而国际奥委会却仅有8位主席。”
顾拜旦(左二)与首届国际奥委会成员 图 / IC Photo
“体育是一种宗教”——顾拜旦
“对我来说,体育是一种宗教,有教堂、教义、信仰,而且尤其要有宗教情感。”1931年,69岁的皮埃尔.德.顾拜旦出版了自己的《奥林匹克回忆录》,追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如何克服“错综复杂的外交难题,个人的小小阴谋诡计,必须宽容的敏感,易受损害的虚弱,暗中设下的陷进”一路前行。
“世界主义”给予这位法国贵族极大的思想滋养,“波兰对我的童年产生过巨大影响,匈牙利则是对我的青少年产生影响的国度,一如英国和美国对我的壮年影响至深,也如希腊和瑞士令我眷念终生。对于它们给予我的那么多的世界主义的友谊,我感激不尽。”
“让奥林匹克为全人类带来和平与快乐”是顾拜旦创办现代奥运会的最大心愿。“所有国家,一切项目”的口号充分显露了他和同仁们构建“体育乌托邦”的雄心。顾拜旦甚至提出以“体育地理”取代政治地理,确保运动员不因为政治、军事等原因不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我们对国家奥委会的组成和运作方式不加干预,有时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国家存在几个相互对立、相互攻击的奥委会,这也不必大惊小怪。”
足够国际化,在处理国际问题时避免被狭隘的民族主义偏见所左右,是顾拜旦制定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必备三原则之一。
国际奥委会初创之时,影响力和财力都十分有限,顾拜旦在回忆录中生动记录了“寄人篱下”筹办头几届奥运会的经历,“‘您的客厅真漂亮啊!能借足下一方宝地让我们举行一次联欢活动吗?那将是一次盛大而辉煌的活动啊!’这句笑谈一直是并将永远是我们处境的真实写照。”第五届奥运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由于瑞典法律禁止拳击比赛,IOC执委会不得不同意暂停取消拳击比赛。
作为一个新生国际组织,顾拜旦在处理各种国际政治,乃至军事外交纷争时,常感到“左右为难,茫然不知所措。”自1896年,只有八个大项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雅典胜利举办之后,“奥林匹克运动成为国家大事,王室掺合其中,政府也出面干预……”
“长时间的游说”、“玩弄各种外交辞令”、“提出双方可以让步的种种理由”,顾拜旦诙谐地称之为“外交机会主义”。妥协与让步不胜枚举,但国际奥委会始终严守自治和独立的底线。“奥林匹克主义重现现代文明,不是为了扮演一个地区性或过渡性的角色。它被赋予的使命是世界性的和世纪性的。它胸怀远大,需要整个的空间和全部的时间。”
顾拜旦将现代奥运会强大的生命力归结为“世界性和轮流性(轮流举办)”,“1914年-1918年的战争没有动摇它,社会革命也没有使它受到损害。”他坚信“体育是所有人平等享受的特权,也是所有种族享有的特权”,“奥林匹克主义的火炬在一处熄灭,又会在另一处燃起。”
至于一手燃点起现代奥运复兴之火的他,深知这样的胜利绝不能算在自己头上,“一种内在的力量在使我始终面对我的任务,有时我想逃避也逃避不了。”
“我们在政治家们不可能达到的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布伦戴奇
美国人布伦戴奇是顾拜旦奥林匹克主义的忠实信徒,英国著名体育记者戴维.米勒报道18届冬、夏奥运会,他在《从雅典到北京——奥运会和国际奥委会的历史》一书中称布伦戴奇为“刚愎自用的理想主义者”。
布伦戴奇25岁时和美国代表团一道乘坐大型客轮直抵斯德哥尔摩,在五项全能比赛中排名第六,他还是一个经历传奇的百万富翁,拥有自己的建筑公司和庞大产业。身为第五任IOC主席的他,任期在1952年至1972年间。
美苏对峙、亚非拉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令IOC所力主的国际体育秩序独立性不断受到国际政治秩序变动的冲击。布伦戴奇竭力使IOC保持政治上的超然,“政治并没有创建和平的世界。埃及人、波斯人和罗马人,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企图以武力建立和平。但他们都失败了。连宗教也失败了。……贯穿古代奥运会的奥林匹克停战协议在整个希腊广受尊重。我们将奥运会扩展到整个世界。也许我们也能将和平继续下去。也许,体育这个20世纪的信仰,带着公平竞争的理念,会在其他机构都失败的情况下,取得成功。”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布伦戴奇站在自己的头像旁 图 / IC Photo
布伦戴奇曾在1954年自掏腰包访问苏联,并对苏联的体育生产线印象深刻。1956年,两德达成协议,组成联队参加奥运会,布伦戴奇激动地宣布,“我们在政治家们不可能达到的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
“我们不应介入政治事务,也不能允许奥运会被当成工具或武器从事与其本身无关的事。”布伦戴奇甚至提议取消奥运会中有关国歌、国旗等国家象征的环节,以弱化政治对体育的干预。
国际奥委会的做法曾被国际观察家批评为“在政治上相当幼稚”(理查德.埃斯蒂《奥运政治》),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IOC的做法其实“相当聪明”。布伦戴奇的继任者爱尔兰人基拉宁勋爵就任后,IOC就达成理解做了许多工作,他本人以及时任IOC第一副主席萨马兰奇都曾访问北京,并与中国方面深入沟通。
在评价布伦戴奇的二十年时,基拉宁说,“布伦戴奇对奥林匹克运动的贡献是巨大的。如果他没有于1952年在赫尔辛基接任主席,奥林匹克运动就可能由于战后的分裂和涣散而崩溃。奥林匹克运动的运转需要一位强有力的人物,他对奥林匹克原则的忠诚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奥林匹克的旗帜下聚拢到一起,这个贡献是永远不应忘怀的。”(《国际奥委会演进的历史逻辑》任海著)
“如果再这样下去,IOC将会崩溃”——萨马兰奇
名不见经传的西班牙人萨马兰奇也是在布伦戴奇的强力支持下,得以出任IOC主席的,“我从未设想过自己能有机会成为主席,直到布伦戴奇表示支持我。我感到自己还没有和国际奥委会处在同一级别上,无论是在社会关系还是体育知识上。”
但恰恰是这个安静的西班牙人在当选主席后,以自己的远见、意志力和微妙的沟通技巧,不动声色地化解了许多危机。苏联曾出头联合抵制洛杉矶奥运会时,萨马兰奇满世界游走,尝试着用奥运会将两个敌对阵营黏合在一起。尽管他所做的许多努力都白费了,但参与洛杉矶奥运会的国家和地区数量也达到了140个,创下历史新高。
为了维持IOC的独立性,萨马兰奇积极发展商业化和奥运营销,发掘电视转播权费用的潜力,带来了争议,但也使得奥运五环真正成为奥运金环。当然,也有人批评他的重商主义彻底摧毁了这项运动的纯洁性。
2007年6月25日,北京,萨马兰奇与何振梁 图 / 视觉中国
1998年爆出的盐湖城奥申委及奥组委申办中曾大面积贿赂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丑闻,使得国际奥委会面临了史上最严重的公共信任危机。这届奥运会因此喊出了“点燃心中之火(Light the Fire within)”的口号,萨马兰奇下决心革新门户,并力图借此将疾驰的奥运列车从结果导向的竞技锦标主义重新带回到创始人顾拜旦所推崇的体育精神原点。
许多中国人都对萨马兰奇抱有好感,在他就任之初,IOC分别与中国及台湾地区就有关承认各自奥委会的问题达成了最终的协议,IOC成为第一个能够同时容纳两岸存在的国际组织;在他的任期尾声,中国如愿获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办权。搜索他的传记,会发现,光是中国作者写的就有好几个版本,他的铜像至今还立于北京龙潭湖体育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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