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夏天，如流星划过夜空，一篇题为《北京理科状元放弃清华赴港科大，港校将北大、清华扫为二流大学》的文章，刷爆了各大报纸和网站的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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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内地高中的顶尖生源，香港高校来势凶猛。港科大负责内地招生的宋力径老师在接受上海《新民晚报》采访时，更是毫不掩饰地喊起了狠话：
“我们未来的目标就是内地最好的学生！总有一天，我们将打破北大清华的神话! ” 
状元的选择往往被看作高校实力的风向标，人才的流向则折射着地方发展的势头。
状元花落谁家，是高校的免费硬广；生源流向何处，则为当地就业市场埋下了巨大的人力资本宝藏。
从2003年教育部正式批准香港大学等8所高校面向内地招生起，香港共招收了上万名内地尖端学子。
毕业后，这些奔赴维多利亚港的年轻人多半去了投行、券商等金融机构，或是世界500强企业，而如坐针毡的内地高校则为就业率、平均薪资久久不涨而苦苦挣扎……
人们想不到的是，短短十几年，风向全然逆转。
据相关报道统计，2019年，全国61位高考状元竟无一人报考香港高校。
而国际高等教育信息机构QS公布最新的世界大学排名，也无法为香港高校“挽尊”。清华大学位列全球第16位，远远地甩开了香港大学这位昔日排名碾压内地高校的霸主。
更难堪的是，QS研究部主任Ben Sowter还点名道姓地对香港的3所大学发出了警告，直指香港的大学在就业能力指导方面有问题。
而人们眼中的香港高校毕业生，也不再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代表。金融就业形势集体萎靡的背后，港漂圈里虽然还有不少年入百万的“人赢”毕业生，但靠的更可能是卖单价几十万的保险，或是成为培训机构的顶尖名师 。
那些年，很多人来了香港就没打算回去；可没想到现在，回到内地才是当下最好的出路。
遭受地产泡沫和金融危机的香港不再是高校人才的宠爱，一江之隔的“深圳小渔村”反而以“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标语吸引大批在港内地生回流。
随处可见的 “来了，就是深圳人”
聪明的内地高考状元们早就捕捉到了风声，一个个抛弃了香港这块“国际化跳板”。要么转身回归清北的怀抱，去创业、做码农、当产品经理；要么远渡重洋，读博、入职，等待回国爆发的机会。
从高考状元们的“宠儿”到“弃儿”，从睥睨内地学府到排名节节败退——人们不禁好奇，香港高校到底怎么了？

1991年，香港的教育界十分热闹。
在寸土寸金的港岛黄金地段，从香港大学毕业的商政界名流们重返母校，沉浸在八十周年校庆的喜庆氛围之中。
这些来自公认“香港TOP1“大学的校友们，显然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信号：
香港政府一掷400亿港币，在荒山野岭中刚刚堆出了一所新的高校——香港科技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
被聘任为港科大首任学术副校长的孔宪铎惊呆了，他感叹道：
“在中国教育史上，从来没有这么一笔庞大的投资用在创建一间大学上。”
孔宪铎的惊讶并不夸张。实际上，香港在过去100多年的殖民历史中，高等教育的发展相当缓慢。
创办最早的香港大学于1911年成立，但彼时政府以“为少数上层社会华人提供一个全面的教育”为政策导向，港大只不过是上流社会巩固阶层的门面修饰。
港大旧照
关于港大知名校友张爱玲的传记里就写过：香港大学的学生大多有殷实的家境，有同学的家长是香蕉大王， 有同学的家长能买下一整座岛屿。
而香港科技大学的创建，源于香港第26任总督爱德华·尤德爵士的远见。
尤德爵士生平最大的贡献就是参加了中英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并在任内达成中英协议，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
这一声明的签订，意味着香港1997年移交主权成为定局。尤德爵士明白，香港若要保持繁荣，必须跟随世界潮流，早日走向高科技道路。
被誉为“香港政坛第一号人物”的钟士元深以为然，他预料到一系列回归后的危机：国家将会加快全面开放，香港自由港身份优势一去不复返；第三次科技革命来势汹汹，香港却没有一支世界级的科技队伍。
深感人才储备重要的他，率先提出了要在香港建立一所科技类大学的主张。
他团结了一群有志之士，说服了政府， 打动了有权有势的“香港皇家赛马会”，在香港回归祖国前夕，成立了香港科技大学。
初建时的港科大
然而，彼时人们还延续在高校“人文主义”的光环之下，只有香港大学是香港的骄傲，港科大处于香港大学界的鄙视链底端。人们对学技术毫不感冒，认为港科大就是个“骗纳税人钱画大饼”的野鸡学校。
招不到高质量的本地生源，港科大只得将希望寄托于刚建立连接的内地。
1991年底，港科大派遣了七八位最高领导到上海、南京、北京等一流大学访问。或许是香港科大在当时太缺乏名气，错误的给人一种“朝贡”的感觉，接待的规格却颇为冷淡。
“真香”的是，才不过四五年光景，该大学的教授们酝酿了一个大型改革计划，提出的一条思路竟然是参考港科大的办学模式。
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就职礼上呼吁：
“教育主宰着香港的未来，既为市民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也为香港的经济发展培育人才。”
其他香港高校也纷纷盯上了内地生源这块巨大的“人才蛋糕”，跃跃欲试地要将招生的手臂伸向大陆。尽管人们对香港高校还是一知半解，但拜港片所赐，内地人奔向“亚洲四小龙”的渴望越来越强烈。
那个年代，电影院最火的一部电影叫《甜蜜蜜》，人们记得影片中张曼玉在人潮中对黎明说的那句： 
哩度系香港喔，有咩唔可能啊！
（这里是香港，一切皆有可能啊！）
《甜蜜蜜》
国家从来都不会苦了追梦人。2003年，教育部允许香港大学等8所港校随清华北大同步在内地自主招生，正式拉开了港校内地招生的序幕。


2005年，一位名叫李洋的海南考生以893（满分900）成为当年全国闻名的海南理科状元。
然而，等待他的并不是梦寐已久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而是海南省考试局的一纸禁令。
海南省考试局认为，李洋高中期间在海南省就读不满2年，不满足《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考条件暂行规定》，故取消其报考本科第一批的资格。
此令一出，全国沸腾，人们感慨一位状元的悲剧似乎就此铸成。
然而，事情的结局令人咋舌：香港城市大学以44万港元的“状元奖学金”录取了李洋，这所来自香港的高校在国内学子和家长心目中留下了几分英雄色彩。
李洋（右二）被香港城市大学录取 
这一年，也恰恰是内地高等教育的多事之秋。
8月，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在一场教育论坛上语出惊人：
“从教育年轻人的角度讲，中国大学的本科教育非常成功。”
然而就在1个月前，温家宝总理在医院看望“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的时候，钱老还在颤颤巍巍地握住总理的手，痛心地问：
“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内地高校是成功还是失败？国际教育界也给出了一份答案。英国《泰晤士报》公布了2005年全球大学排行榜，北京大学名列第15位，超过日本东京大学等著名院校，名列亚洲第一。
奇怪的是，内地为北大“感到高兴”的声音非常少，网上反而到处充斥着“泰晤士报，你别忽悠中国人！”的评论，人们似乎还不适应国家当“老大”的滋味，西学东渐的记忆和韬光养晦的遗风，还飘荡在90年代的中国大陆。
香港高校们趁势一众北上，在内地名校瓜分高分考生的盘子中，牢牢地插上了一筷子，并且在盘子中里外翻检，尽其可能地“夹”走了盘中的精华。
毕竟港府教育统筹局发言人早就发出指令：香港吸引内地人才的第一步，要从高等教育开始。香港本土生源选择余地很小，对弹丸之地香港，唯一资源就是人才，最佳办法就是来内地“抢”。
而对内地考生及家长而言，去香港上学是一次“低风险高收益”的教育投资，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他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之外发现了新的蹊径，在“一考定终身”中多了一个新的选择。
“为什么不去香港发展？那里是中国教育离世界最近的地方之一。”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资深教授张亚群说出了当时一些学生家长的心里话。
在不少渴望接轨国际先进、却害怕文化民俗障碍的内地学生眼里，香港是最合适的中间路线。
香港大学校园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同时被香港知名大学和内地顶尖高校录取的话，71.2%的考生更愿意选择香港的大学。港校在“状元”中的吸引力曾经一度令北大清华望尘莫及。
仅以北京为例，2005年之后的7年间，北京文理状元一共有17位，其中11位选择去港校就读。
光是人大附中，就有超过10%的考生报考了香港的大学。对他们来说，3站地外的北大或清华已不是唯一的金字招牌，更大的诱惑来自香港灵活的招生方式、丰厚的奖学金、国际化的教育模式，以及更好的就业和深造机会。
高考本身是一个社会阶层过滤器，而高等教育在微型社会中的筛选作用更明显。在香港这样的城市，拥有稀缺教育资源的高素质人才更容易、更迅速地流动到社会的上层。
忙碌的香港城
一份待遇丰厚且体面的工作，是阶层最直观的体现。香港高校显然更能满足毕业生高就业率、高收入、“麻雀变凤凰”的人赢梦想。
2006年，香港大学等名校毕业生的平均薪水高于13万港币。即便是最普通的香港高校，毕业生薪水也能拿到10万港币的年薪。而同一年，内地应届本科生的平均年收入才32746元。
据媒体报道，内地和香港在就业率也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香港大学的就业率几乎高达99%，而内地高校毕业生中，直到5月份还未找到工作的大有人在——比例高达27.25%。
香港高校，成了越来越严峻的内地就业形势中的一道亮光。

2010年3月15日，香港中文大学学生林琳回到寝室，看到了让她震惊而又绝望的一幕：一个娇小的身体悬挂在水管上，电线杂乱地缠绕在室友韦惠滢雪白的脖颈间......

血渍滴落在用作踏脚的椅垫上
死者韦惠滢，是2005年通过全国高考从广西考取香港中文大学的内地学生，刚刚以一等荣誉学士身份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继续留校攻读经济系硕士学位。
本来是有远大前程的天子骄子，却以内地生中第一位自杀的女大学生而被众人所知。
这则消息引起了校方和全体在港学生的震动，香港多家刊物对此事件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然而，却没有一家刊物深入细致地探索内地生在香港究竟遭遇了什么，以及香港政府和各大高校应采取哪些措施避免悲剧的发生。只有韦惠滢的一位同窗在网络上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哀思：
“理解你，香港毕竟是一个物质的社会。”
尽管韦惠滢的自杀原因迄今成谜，但可以肯定的是，内地生来港不适应或受挫，并非是一个孤立事件。从2010年起，《明报》、《星岛日报》、《苹果日报》等香港多家报纸，都报道过内地生因不适应香港学习和生活感到抑郁或自杀的情况。
学校围墙被喷上的标语
两地学生价值观的隔阂折磨着他们的日常。譬如一位曾在香港读书的内地生甚至这样说道：香港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工作和赚钱，而内地生的人生目标不同，因为他们想要创业，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
而毕业后的出路，则更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曾有香港校长这样自信地说: 我们的学生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作。
很多领奖学金的内地学生“很傻很天真”地认为，学校花了几十万港币引人一个内地人才，肯定在就业上会有倾斜政策出台，或者有什么企业定向培养。
等到快毕业了，他们才发现，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毕业以后，他们完全要依靠自身能力加入残酷的市场竞争。而此时的香港，错过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依旧靠着金融和房地产两条路支撑——留给内地生的就业机会不多了。
一面是港岛中环半山，豪宅林立，跑车成群结队；另一面是深水埗、天水围，逼仄的格子铺公屋。许多内地学生来之前幻想过前者的生活，殊不知挣扎在贫困线的才是沉默的大多数。
公屋
与此同时，香港高校似乎也没有那么欢迎内地学生了。
2011年，内地生就已经占到香港高校非本地生群体的90%。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表了态：过分依赖单一生源市场只会令风险增加，与我们迈向国际化目标不符。
曾一度以香港高校为榜样的内地高校，也渐渐摸索出自己的道路。他们发现香港高校角色分明、各自为营的战略已过时。高校再不整合资源，就不能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了。
彼时，美国从基础研究中的一个发现到成为市场上的产品，仅需要6年，而国内的产学研未成体系，实验室往往还停留在写文章的阶段。
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发表的讲话，被看作是“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开始。
这一计划又名“2011计划”，和“211工程”和“985工程”一起，成为了内地高等教育发展的三驾马车，建设“高校强国”的号角，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对比一江之隔的香港，却开始流行一个很“丧”的说法：
80年代的大学是真金白银，值钱货色。
90年代的大学是镀金铂金，有些值钱可以保持。
21世纪的大学是破铜烂铁，可有可无。

2015年，一位名叫张恒的的港漂青年登上了太平山顶，看着中环鳞次栉比的霓虹灯倒映在维多利亚湾，在即将可以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前夕， 他却买下了一张回深圳的高铁票。
太平山顶夜景
临走前，他写下了一篇《香港，请将我遗忘》：
“在大陆，过去到香港读书是一种荣耀，很多时候只有高考状元才可以。但现在，很明显已经不是这样了，我的离开也许只是个案，但会不会无意间代表了很多港漂的态度，香港对我们的吸引力也在下降。” 
像张恒一样想要“逃离香港”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另外一位是高考状元刘丁宁。
2013年，辽宁省文科状元刘丁宁在被香港大学录取后，仅入学一个月便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退学复读。一年后，当她再次以文科状元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时，她毅然报考了北京大学。
最终选择了北大中文系的刘丁宁
不是所有人都能担得起刘丁宁这样的“二次选择”，但她的故事确实令许多内地考生家长打起了退堂鼓：
连状元都不去香港了，追逐港校是否一个正确选择？
申请数据的逐年递减，似乎印证着高考状元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2015年，香港大学收到来自内地31个省份共9400多份申请，相较2013年的1.25万份申请和2014年的一万余份，申请人数的递减显而易见。
香港科技大学近三年的申请人数也同样持续下滑，2013年6900份，2014年近6000份，2015年则不到5000份。
高校的失宠，意味着人才的流失，而这背后的真相，是经济的“失策”。
1970年到1994年，香港的人均GDP从925美元上升到21421美元，始终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此时的香港遍地是黄金，人们说着英式英语，喝下午茶，跳交际舞，纸醉金迷，风头一时无二。
而从2001年到2014年，香港毕业生的月平均工资依然为1万港币出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不同于内地程序员“百万年薪”热潮，在香港的应届毕业生如果从事程序员的工作，起步工资大约10-12k港币，仅相当于茶餐厅有经验的洗碗工收入。
实际上，1997年香港回归时，特首董建华曾打算大刀阔斧，改革教育，增加科技投资以及项目。
首先，拟定“数码港”计划，发展互联网科技。
“数码港”
如果我们站在那个节点俯瞰世界，就会发现：谷歌才刚在开往加州的私家车库里诞生，距离上市仿佛天方夜谭；国内的阿里、腾讯仅是10个人构成的小团伙；马云还不是“爸爸”，还只是长相平平的小伙子。当时的香港，科学、技术、 人才、资本，哪个方面不能秒杀大陆？
结果，互联网没做起来，数码港被搞成了房地产开发。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董建华建议在香港兴建名为硅港(Silicon Harbour)的电子技术开发区，台积电出来的张汝京想在香港搞芯片制造。当时有数据表明，该项目十年内有望为香港新增近20万个就业机会和300亿港币的生产总值。
然而香港市民并不买账。张汝京最终被上海市请走，在黄浦江边搞了个中芯国际，结果成为了国内最大的芯片制造商。
如果这些宏伟计划得以在香港实施落地，香港绝对不再会是今日的模样：经济灌满了房地产富豪的混凝土，长不出来新的庄稼，容不下互联网，缺失高端制造，有的只是普通的外贸中转站和空虚的金融服务港。
哪怕是从香港高校走出的创业团队——著名AI独角兽商汤科技，后来也选择了扎根深圳。
1997年回归时，香港的经济规模是1.2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北、上、广、深等9个大陆前沿城市GDP的总和。到今日，光是一个深圳市，就已经将香港抛在了后面。
阶层完全固化，年轻人看不到上升的通道。讽刺的是，得益于香港金融地产业发达起来的“四大家族”，其后代们无一人留在香港高校读书，纷纷跨洋出了国。一纸港大文凭，早已失去了当年的含金量。
经济的不景气让年轻人看不到希望，高校也不能再成为阶层跃迁的有力工具，人们的失望转而演化成一种强烈的反动情绪，将大学校园搞得乌烟瘴气。
动荡的校园
2015年1月，在香港大学就读的大二女生叶璐珊参加学生会竞选，由于被起底是“内地人”而饱受指责和攻击，“政治不正确”、“蝗虫”、“有杀错无放过”等港校学生的呼声分外让内地生心寒担忧。
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那一代香港人是看过世界的，今天香港的年轻人就只看过香港。”新一代年轻人早就忘了曾经英国人教给他们关于教育为数不多的重要一课：保护大学的独立和宁静。
“二战”期间，伦敦几乎被炸了个稀巴烂，但德国人没有轰炸牛津和剑桥。作为回报，英国人也没有炸掉海德堡和哥廷根（德国著名大学城）。
但香港的高校里，甚至容纳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2013年，香港科技大学邀请了刚从阿里CEO之位退休的马云在毕业典礼上做演讲。
马云在港科大毕业典礼上演讲
这位早已经超过当年四大家族的名气的“中国互联网教父”，对台下的年轻人们说：
“要相信如果马云能成功，那么中国80%的青年都能成功......今天很多人抱怨香港没有机会，但我认为香港机会很多......如今，你们有了新的营商模式，你们还有了新中国。”
马云的这番话，香港高校和学生用了足足5年才听懂。他们逐渐意识到：高等教育必须主动适应产业发展趋势，而产业发展要向大陆看齐，不然是吸引不来人才的。
香港作家西西有个形象比喻：曾经，香港是雄鸡国唯一的脚垫子， 来来往往的人在这里踩一踩， 掸去脚上的尘土，再去往世界各地。而如今，人们轻易就能去往世界各地，不再需要这个垫子。
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下， 香港最鼎盛的黄金时代已过去。中国大陆搭上了一辆光速列车，飞快地追赶世界。而对香港来说，粤港澳大湾区恐怕将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港珠澳大桥
大陆从没忘记香港，新兴产业园区拔地而起，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一批批稳健的企业在政策大树的庇佑下抱团茁壮成长。然而，香港能否把握这一次的历史机遇，却没人知道。
其实，数年前林郑月娥早已提醒过“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不过她并没有说的这么直白，而是引了一句颇含深意的粤式俚语：苏州过后无艇搭。

部分参考文献：
1、《十年港科大何以超越百年北大》杨学涛
2、《去香港上大学》李子迟 
3、《求学香港》谢新燕
4、《微型社会高等教育追求卓越之路》焦磊
5、《“新香港人”：从夹缝中的“过客” 到不断融入》澎湃新闻
6、《大湾区朦胧 港人看不清》新加坡联合早报
7、《香港：机会窗口已关闭，纸面财富梦一场》 
8、《香港地区的笼民,是怎么成为笼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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