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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女性的自由

阅读量：3795675 2019-10-26

美国塔夫茨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许曼认为，在宋代的福建，大户人家妇女不能逾越的“中门”，其实是一个颇有弹性的维度。同样地，儒家伦理本身也存在不少的松动、矛盾，在实践中给妇女们造就了自主空间。
文 | 维舟宋代女性的自由

说起传统社会的女性生活，一般人想象中大抵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景象。不过，正如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早就质疑过的，一个阶序严明的均衡体系只是一种幻象，而现实社会永远不可能符合那种完美的模型，会出现千差万别的情形，并且不断在相反相成的力量推动下动态调整。这意味着，严格意义上的“内外有别”可能从未达成过，就像“男女平等”虽然是现代人所公认并追求的理想，但谁也不知道它哪天才能一丝不差地完全落实。历史学界早已开始质疑原先那种儒家伦理主宰的历史叙事了。在妇女史领域，挖掘女性的声音、重新理解她们的社会角色和自我认识，一直都是主基调。前些年就有一部北美学者的论集《跨越闺门》，揭示明清时期的女性活跃在闺门之外的公共生活中。
许曼这部《跨越门闾》虽然乍看书名和主题与之类似，但论述则更为严密，因为她并不仅仅是把“闺门”作为某种象征，而意在探讨女性生活的空间意义。最终她发现，虽然儒家伦理规定家里的“中门”是女性不能逾越的，但对宋代福建大户人家的女性来说，那其实是个有弹性、可渗透的边界，在现实中她们仍然能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不仅如此，儒家礼仪也并不只是铁板一块的教条，很多精英士绅在现实中对女性其实灵活而务实，就算是朱熹这样的大儒，也很清楚“礼顺人情”，需要对具体情形有所因应调整。

美国塔夫茨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许曼的著作《跨越门闾》在传统社会中，“家”是中国人最为重要的生活空间，而家“门”（“闾”是几户人家的坊门）则在这个空间中标出家族与社会的分界。不过，虽然礼法总是提醒人们：一个恪守礼法的女性尤其应当注重“内外之别”，“中门”还为女性划定了一个不受干扰的安全地带，但事实上，它并不是不可跨越的。
要从零散的史料中拼贴、复原这样被湮没的图景需要深厚的功力和敏锐的问题意识，许曼从诸多方面看出宋代社会女性所享有的社会地位和自由度：士绅对母亲的尽孝、对女性乘轿外出的普遍接受、妇女在地方社会生活的能动性、对女德和“贤内助”的赞赏，墓葬形态和墓志也表明她们在家里的地位得到了更多承认而非一味压抑。这些看起来都不符合以往那种单纯将女性看作被隔离在家庭内部的单调设想。女性“跨越门闾”，乍看只是空间上的渗透、流动，但在社会观念中，则意味着重大的变化：女性并未只被闭锁在属于“私领域”的家内生活中，而被鼓励和男性一起承担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各种责任。这些事实超出了道德说教的范畴，但其实并未危害到社会秩序，相反，宋代所有阶层的女性在比明清时代的女性享有更多相对自由的同时，看来也帮助构造了一个更好的社会秩序和家庭氛围。有弹性的边界

毫无疑问，这些论证都相当扎实，要有所补充都难，遑论反驳。它充分证明：宋代社会的“性别隔离”在事实上是不成立的，内外之间的界限模糊、流动、可渗透，“传统”远不是像我们设想的那么僵化。
作为一个例证，它可以说也很好地证实了法国民俗学之父阿诺德·范热内普的观点：一个社会中虽然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区隔和分界，有时两个存在根本差异的范畴之间有着鲜明界定（例如“神圣”与“世俗”），但现实中在这两者之间总是有些模糊的接触地带，并通过履行一定的“过渡礼仪”帮助人们完成身份的转化、状态的变换或是空间的移动。一切坚固的东西，其实早在它们烟消云散之前，本身就是在不断流动的。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那么阻碍女性跨越门闾的那个界限，是否其实并不存在？答案恐怕也是否定的。在这方面，许曼的结论是谨慎的，她并没有认为宋代女性已经像现代人这么自由，也意识到乘轿出行尽管扩大了女性的传统空间，“但同时也允许在男性占主导地位的外部空间继续实行性别区隔”。
不过，她看起来仍然乐观地强调宋代“福建发达地区的地方社区已经成熟和先进”，因而“为女性提供了各种各样的领域，在这里，她们超越传统的‘家’，并行使她们自己的能动性来扩大和改造其所能得到的社会空间”。在此，她突出了当地的发达，却低估了福建社会长久以来的保守性。

宋金墓葬中的妇人启门更重要的是，在传统时代决定女性权利和行动自由的，并不是性别本身，而是其社会地位，这一点美国学者伊佩霞在其名著《内闱》中已经点明。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也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尽管男女权利确实有别，但对古代中国人来说，限制其权利的，主要并非这一点，而是其权力地位。
在《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女子是否庶出，毫无关系，而她在夫家或贵为妻，或贱为妾，那时才能决定她的命运。”因为儒家伦理其实是社会角色本位，性别只是其中一端，但更重要的是身份——简单地说，一个女性是女儿、婢女、妻子还是母亲，所要遵循的社会规范和受到的对待将截然不同，尽管她们都同样是女人。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精英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活跃，并不能证明女性作为一个群体已普遍享有权利与自由。比照一下当代的例子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韩国、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都曾出现女性领导人，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国家仍是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因为“女性”的身份对于这些精英女性赢得社会声望，远不如她们出身名门这一点重要。或许可以这样问：古代有性别政治吗？恐怕只有女性从社会结构中脱嵌出来的现代社会才有。宋代女性的处境，对现代人有意义，但对她们自己却可能并无多大意义。吊诡的一点是：宋代女性看似获得了一定的权利与自由，但却因此更难“跨越门闾”了——就像“透明天花板”一样，那道“透明的门槛”看上去不存在，其实却又是存在的。许曼只注意到“门闾”作为一个边界是有弹性的，容许一定的逾越，但没看到另一面：一个富有弹性的控制体系也更为强大。如果反过来解读，这就意味着，女性的权利和自由只有在获得社会承认的前提下才能正当化，只有她的所作所为符合妇女规范，才能赢得尊重。男性精英的“灵活务实”与其说是对女性的善意，不如说是他们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