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习近平、李克强、李源潮、马凯……他们的求学之路各有坎坷，有的曾因“家庭背景”没法上大学，有的不敢在第一志愿里填好大学，有的进大学时已是大龄青年，有的还曾经是“落榜生”……但是，奋斗成就了他们的人生。
习近平：黄土地的儿子
习近平第一次考大学，是在1973年，著名的“白卷英雄”就在那次“高考”中被大学录取。当时甚至出现了这种情况：考分越高越没有学校敢要，被录取者多是成绩平平甚或中下者。
习近平参加那场考试的结果是：“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
习近平山上下乡在延安锻炼期间，因为表现突出，作为工农兵学员被推荐读大学。在《我是黄土地的儿子》一文中，习近平回忆了他上大学的经历：

1977年，读大学时的习近平
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全分给了延川县。
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就上，不让我上就拉倒。
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学校。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
当时，我父亲下放的洛阳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
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别羡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没得说，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学，还都是前几名。
李克强：北大只是第二志愿
在《师风散记》一文中，李克强这么回忆他考大学的经历：
二十年前，也是在这个季节，在当时中国乡村一块极贫瘠的土地上，我开始准备参加高考，并由此和北京大学结缘。
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藏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这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栏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院校读书是不必付饭钱的。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的字样。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选择的权力，她并没有计较我这近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

李克强在北大南门与同学合影
更难逆料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从修本科，到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我竟做了北大近十年的学生。在这段时间里，知识以所谓“爆炸”的速度扩展，知识的传播场所和手段日益多样化，但我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通过考试来做北大的学生。从某种角度说，我来这里寻觅的不仅仅是知识，亦是为陶冶一种性情，修养一种学风。
在同一篇文章中，李克强还回忆了自己读博士的经历：
90年代初，我在职攻读北大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当时北大对在职和在校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几乎同样要求，尤其是在公共课方面，考试频频，即使是脱产学习，也已不轻松。而我边工作边攻读，又不停地应付考试，以致于疲劳过度，曾大病一场。对此，学校的政策是，可以延期，但不能免除考试，而这些考试恰恰是最需费力准备的。
我只好在大病初愈后，再和许多比我小十岁之多的“同窗”们一起去应考。我也由此感受到，先生给学生们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均等的。当我写完博士论文，自觉尚可后，便请厉以宁先生准予进入答辩程序。厉先生当即开出了一张评审人员的名单。按照规定，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参加评审即可。但厉先生开出的这张名单中的人却都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大家，甚至可以称为权威性人物。厉先生说，这些人所看重的只是论文本身的分量，而不会在意论文的表面或其他与学术无关的东西，这样做对你有益，可使你的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
就因为这张名单，我把论文又一次修改，将答辩的日期推迟了半年之久。我由此亦体会到，教之严同样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和对真理的崇尚。
李源潮：“最牛班级”的学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复旦82届数学系毕业生被网友称之为“史上最牛班级”。李源潮在接受复旦大学校友网访谈时，回忆了他怎么考进复旦、考进“史上最牛班级”的：
我1978年进入复旦学习，83年离开。在这6年中，4年是学生，两年是老师。实际上，作为学生的时间还不到4年，因为我们是77级，那一级由于入学时间的缘故损失了小半年。我做过管理系老师，后来又在复旦团委工作过，然后到了团市委。所以我对复旦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复旦既是我作为学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踏入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
在进入复旦前，我已经跨出学校，在社会上劳动和工作了近十年。当时我是一个已经有4年教龄的老师了，是业余工业专科学校的老师。他们认为像我这样在上海已经有份较好的工作，还要去读大学，是不是有点不值得。但是，我从小学开始就有一个目标——读大学。读完大学，还要读硕士、博士，最后做科学家，这是我从小之梦。
当时我常看的就是《十万个为什么》、《科学就是力量》之类的图书杂志。所以，十年来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上大学，不能上大学总是有些耿耿于怀。因此我去报了名。当时家里和同事都不知道，只有单位领导知道，因为需要单位出证明。我们还要继续工作，没有很多时间复习，那时也没什么复习的资料和复习的概念。到考试那天，我是请假去的。上午参加考试，下午回来继续工作，然后第二天再去考。

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和李源潮在一起聊天
我不是第一批拿到复旦录取通知书的，当时以为自己没有考上。没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尽自己的努力，至于能得到什么，是社会给你的。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是不能超越社会的。但是，反过来，一个人要力求能主宰自己。这就叫作唯物史观和个人努力的结果。唯物史观就是承认人是社会的一员。个人努力又叫主观能动性，也不能缺少。缺少了个人努力，那么整个人也就缺少前进的动力。因此，我当时就边工作，边等消息，等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感觉是失而复得。
我接到入学通知书时的心情，和现在中学刚刚毕业的同学不太一样，既有一种激动的心情，感觉自己十年梦圆，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又有很冷静的思考，毕竟我们耽误了10年。10年到农村去，有了各种社会经历，得了人生的经验和体会，也叫做上了社会大学。但是，能再真正地、正规地上大学，而且是在全国知名学府读书，机会实在是难得啊，所以一定要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当初为什么选择复旦呢？当时，四所大学最有名：北大、复旦、清华、哈军工。在我们上海中学，大家都瞄准这四所学校。照上海人的说法，特别是在我们中学的提法，复旦就是上海的北大。这对我是有影响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复旦。为什么报考数学系呢？当时很多人是因为哥德巴赫猜想报考数学系的，但我不是。
我原来是教师，教数学，但是曾经在一堂电子课上讲微积分时讲错了一题。我在讲电容积分公式的时候，我讲了一半感觉不对，差了一个常数。回头上去看，原来在一个积分上我讲错了。虽然我在黑板上马上更正了，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的数学功底不好，所以去读数学。我本来的想法很简单，学好数学后回来还当我的教师。我最愿意的还是做教师。
马凯：直接考研究生的“学霸”
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进大学读书时，已经是北京市西城区委党校的教师。他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四中，毕业后先是留在四中任教，在经历了北京郊区的“五七”干校生活后，被调到党校任教。
他如此回忆恢复高考后的心态：
“面对‘文化大革命’呈现出的种种疑云，我们几个四中挚友，曾拟定‘时代、使命、准备’的读书、研究大纲。那万人骤然从长梦中觉醒过来，一下子碰到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他们不免要回转去复习基本问题，不免要经过一番新的准备工作，好‘消化’那些丰富的教训。”

1979年，33岁的马凯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师从著名经济学教授徐禾、卫兴华、吴树青等人读研究生。他是文革后第一批经济学硕士。
在形容当时读书的情形时，马凯说，那时的读书学习真是“拼命”了。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他每天晚饭以后用一两个小时，逐段逐节地阅读《资本论》。这个时期的学习经历，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工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胡春华：复读也要上北大
1978年，胡春华高中毕业。因为高考落选，他便回家务农，并担任了大队民兵连文书、民兵排副排长。富有进取心的胡春华决心为改变家乡穷困面貌豁命大干一番。在农村呆了数月后，又被叫回学校复习。当时，他家经济生活十分困难，母亲身患重病，他有心留下照顾家庭，分担家庭生活重担，可学校老师的深厚期望，姐姐宁可晚两年出嫁也要支持他，最后使他拿定主意复习考学了。
1979年夏，16岁的胡春华以全县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成为五峰历史上第一个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收到录取通知后，整个马岩墩村沸腾了。这时，他背上背篓、撮箕和锹，到一个水电站工地背河沙挣钱。一个暑假，挣下100多块钱。加上父亲东家挪、西家借，才凑齐路费和学费。

胡春华大学毕业时的照片
这年9月，胡春华走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是班上年龄最小、个头也最小的学生。他入大学前连县城都没有去过，考取大学后一下子就来到首都北京，开始他对陌生的城市生活很不习惯。慢慢地，他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但他没有像有的人那样刚摔掉身上泥巴就忘记自己的出身，仍然保持着一个农民儿子纯朴、善良的优良品质。
胡春华曾在母校五峰二中校刊《文心》上为师弟师妹写下这样的寄语：
我是五峰二中七八级的毕业生……《文心》取名于《文心雕龙》，自然是要陶冶学生的文学素养。爱好文学的人未必就能成为文学家，但许多人却正是从爱好文学走向成才之路的。心有多大，天地就有多宽，年轻人需要有些幻想、需要有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