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以其美轮美奂的色彩和风情万种的姿韵，被称为“东方绚丽的朝霞”，是飘扬在世界大地的“金丝带”。
桑蚕丝绸是中国文化的一项最伟大发明，是中华文明的特征之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缫丝制绢的国家，长期以来曾经是从事这种手工业的唯一的国家。
精美绝伦的各色丝绸，为人们提供了舒适的衣料和优美的装饰物， 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中国丝绸传播到任何地方，都受到热烈的欢迎，特别是成为海外各国上层社会的奢侈品，风靡一时。
丝绸是中国最早大宗出口的一种货物，而且直到明清时代，一直是向海外输出量最大的并且是最受欢迎的中华物产之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在经销的数量之大、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久和影响之深远方面，世界上的任何一种产品没有能与中国丝绸相比。
功满王将蚕种带到日本
在早期的中日交往中，就有丝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传入到日本。以后历代不断有大量中国丝绸输入日本。特别是唐代，中日交通频繁，通过遣唐使以及留学生、学问僧等人员携带回去的，以及唐日之间的民间贸易中，都有大量丝绸制品传入日本。当时流传到日本的唐锦非常多， 正仓院和法隆寺等一些地方至今还珍藏着大量唐代丝绸产品。
据说日本奈良正仓院珍藏的染织珍宝，超过了10万件，如果再加上法隆寺收藏的丝织物，可以囊括古代的各类丝绸。
日本的养蚕制丝业和丝绸制造业是在中国移民的直接参与下发展起来的。早先徐福东渡携带“百工”，其中必然有养蚕制丝和织造丝绸的工匠。所以，中国的养蚕制丝技术早在徐福东渡时就应该传入了日本。据日本史料记载，仲哀天皇八年（199），有一位名叫功满王的中国人，把蚕种从朝鲜半岛的百济传到日本。到3世纪的时候，有许多中原汉族人移民到日本，其中有一族称为“秦人”。养蚕和制丝业是秦人主要从事的职业之一。秦人抵日本后，分住畿内各地，从事养蚕制丝业。从此，中国的养蚕和制丝技术在日本得到广为传播，使日本的丝织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雄略天皇七年（463），日本派人到百济招募汉人工匠（“新汉人”）。这次来日本的汉人中有专门从事丝织的“锦部”。雄略天皇十二年（468），日本派人去南朝刘宋王朝请求支援技工，刘宋朝廷派遣了汉织、吴织、兄媛、弟媛等工匠赴日本。中国织、缝工匠的到来， 促进了日本衣缝工艺的发展，日后飞鸟衣缝部、伊势衣缝部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阪府池田市的“染殿井”和西宫市的“染殿池”，都是汉织、吴织来日本传授丝织技术的传说地。池田市还建有汉织姬、吴织姬的伊居太神社和吴服神社，秦山上还有一棵“晒绢松”。
由于历代不断有中国移民和工匠的加入，日本丝织业自3世纪后半期开始不断发展。到了8世纪以后的飞鸟、奈良时代达到繁荣，绯襟、薄物、阿波绢、常陆绸、博多织、兜罗绒等优良特产陆续出现。现藏于正仓院中一些三重经平组织鸟兽联珠纹锦，是日本国因循中国传统织 法制成的西域风的纹锦。日本学者松本包夫《日本的美术——正仓院的染织》中，编入近百幅正仓院染织图，融合了中国的图纹精华，唯有色彩上相当日本化，色彩以赤地、紫地、缥地、绿地等色为主。《延喜式》中载有各种织物用料、染色配方，均可说明中国的丝绸技术对其启蒙的影响。
到室町时代，日本还在引进先进的中国织锦技术，并在临近京都的一座寺院里设立缂丝织机生产，应用在和服腰带的织造上。其后在桃山时代，有中国织工到日本传入片金的织金锦技术，织品设计更为大胆丰富，仿刺绣效果的织锦大为风行。
中国文化对日本人的服饰和纺织技术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在中日交通之初，日本人的服装还是很粗陋的，不知裁缝技艺。由于大量中国移民进入日本，如前文提到的秦人、汉人，以及汉织、吴织、兄媛、弟媛等，使日本的养蚕、丝绸业很快地发展起来，生产出丰富多彩的中国南方式样的美丽纺织品，日本人的服装大为改进。同时，由于中国文化的刺激，大和朝廷也想要在日本实现汉人所说的“衣冠之邦”， 以至于雄略天皇在遗诏中把“朝野衣冠，未得鲜丽”作为未竟之理想而表示遗憾。
中国丝绸深得欧洲贵妇们的欢心
16世纪以后，中国丝绸对于欧洲的出口，由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商船直航，不再通过陆路和海路上的各种中间商环节，而直接销售到欧洲市场。所以，这个时期开始一直持续3个世纪的中欧直航贸易， 输入欧洲的丝绸总量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到广州的外国商船， 丝货是采购的大宗货物之一。
16—18世纪，丝绸在中西贸易中成为大宗货品，因而得以推广，成为社会的普遍需要。中国丝织品因其明亮的色彩、异国情调的纹样和相对低廉的价格，受到欧洲上层社会妇女们的欢迎，成为她们的主要服饰之一。特别是中国丝绸有一个独特的地方，即行走时衣裙摩擦会发出轻轻的丝鸣。在当时欧洲的社交场合，这种丝鸣声是上流社会妇女展示魅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在这个时代，“富人抛弃金银线挖花的呢绒织物， 转而爱好丝绸。后者逐渐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普及，并成为某种社会身份的标志”。1这个时代的欧洲对于中国丝绸的需求远远超过以前的时代，各种丝织品，比如服装、地毯、挂毯、窗帘、床罩等等一起输入欧洲。

法国里昂出产的菠萝纹图案，仿中国锦缎
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宫廷男女服饰都以刺绣、褶裥、蝴蝶结装饰，贵妇人的高跟鞋面有些也是以中国丝绸、织锦为面料，上面绣有各种精美的图案。伦敦的贵妇人把中国丝绸服装视为时髦。这些服装往往绣着象征吉祥如意的麒麟、龙凤等图案，古典华贵，深得贵妇们的欢心。有些妇女喜欢穿着中国刺绣的服装，披着中国刺绣的披肩、围巾，口袋里装着有中国刺绣的手帕，甚至请中国刺绣工匠绣制丝绸名片。
18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丝绸披肩风靡欧洲，色彩以白色和艳色为主，每年欧洲的进口量高达8万多条，其中法国就占了四分之一的份额。
起初流行的是中国的手绘丝织品，到1673年，中国花样渐趋“平民化”，已经有了印花丝织品，以代替高价的手绘丝织品。鉴于这种绘制或印花的丝织品的消费越来越广，法国的一些丝织厂纷纷仿效，专造各款绘花或印花的丝织品，再加上中国的商标，以满足人们的嗜好。

青海都兰唐墓出 土 粟 特 锦对鸟纹小孩服饰。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
“东国公主传入蚕种”的故事
关于养蚕缫丝技术的西传，有一则关于蚕种传入于阗的故事。汉代于阗（今新疆的和田）瞿萨旦那王欲至东方访求蚕桑种，东国王不许。瞿萨旦那王乃向东国公主求婚，并遣使告公主，说于阗“素无丝锦桑蚕之种”，不能以衣服馈送。公主知国法禁携桑蚕出境，便私藏桑种于帽中，带至于阗，于阗始有蚕丝。《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 记载了这件事。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吐蕃文《于阗国授记》也记载了这一类似的传说，别的情节差不多，只多了一段波折：当中国公主把蚕种带到于阗，并在当地培养了一些蚕之后，中国大臣想从中破坏，告诉于阗国王，说蚕会变成毒蛇。国王居然听信了这一谗言，把蚕室放火烧了，幸亏公主抢出一些蚕，以后又用此蚕丝制成衣服，穿在身上，并把详情告诉国王，国王方大悔。此事还见于正史。《新唐书·西域传》就有相似的记载。
这个故事还可以通过考古资料得到印证。英国探险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曾在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剥下并带走了几幅壁画，其中有一幅就是《东国公主传入蚕种》。这幅壁画是约8世纪的作品，上面描绘着中国公主戴着一顶大帽子，一个侍女正用手指着它。研究者认为，这幅画所画的就是那位传播养蚕制丝方法的“丝绸女神”。

《东国公主传入蚕种》木板画，新疆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藏
关于“东国公主传入蚕种”的故事，为中原的养蚕制丝技术传入西域提供了一个线索。上文说的于阗“东国”，研究者认为可能是鄯善国。鄯善国在汉代时已有桑的栽培，鄯善王是汉朝的外甥，先有蚕桑极有可能。东汉明帝时，匈奴大军兵临于阗，迫使于阗每年缴纳罽絮。絮即敝绵，说明1世纪初于阗已经知道栽桑养蚕。于阗初传桑蚕时还不能缫丝织帛。比较谨慎的看法是认为，至迟在3世纪的汉晋时期，于阗出现蚕桑是有可能的。有学者估计，这个“丝绸公主”的故事应该发生在公元220年左右，由此扩及西域其他国家，再向西方扩展。
养蚕制丝技术传到西域后，丝绸织造业在各地都发展起来。5世纪时，天山以南高昌、龟兹、疏勒都能纺织丝锦了。在中国史籍中，有高昌“宜蚕”的明确记载。在高昌出土的考古发掘中，有大量精美的丝织物。花色品种多样，有精美绝伦的织锦，有红地团花纹、彩条纹、龟背“王”字纹、对鸡对兽“同”字纹、棋纹，也有连珠天马骑士纹、鹿纹、双人、猪头、小连珠对鸭纹等图案。在织造技术上，不仅有经线显花，也有纬线显花。华丽的织锦，除了大量来自中原而外，不少系本地产品或西方的产品。
在中亚地区的粟特人生活的地区，也有丝绸的生产。丝织业是粟特地区的重要手工业，昭武九姓中的安国是丝绸的重要产区，撒马尔罕发展成为世界丝织品生产中心之一和最重要的丝绸集散地。在唐代，粟特织锦已经十分有名。粟特人的康国所产的赞丹尼奇锦运销范围北达挪威，南至拜占庭，西达波斯。
波斯5、6世纪即以产绫锦闻名
在5—6世纪塔里木盆地已普遍有蚕桑的生产，与中亚各地有着密切的交往，所以养蚕制丝技术很可能由此继续西传，直接传入中亚的费尔干纳和波斯。波斯以墨桑养蚕，取得成功，之后又纺织锦绮。
至少5世纪时，中国的养蚕缫丝技术就已经传入波斯，此时波斯已拥有自己的丝织业了。波斯语中的Vala是一种丝织品，这个字出于汉语的“幡”，是精细的罗纱。波斯语中的nax是一种双面绒，也指锦缎。还有研究古于阗文的学者介绍，波斯语中蚕茧的“茧”字，很可能源于于阗文。“波斯文里有pile一词，意作‘茧’，维吾尔语中有pile或pille，意作‘茧’，这些作茧字解的词，都可能和于阗语的bira有关， 可能源于于阗语。”1这说明波斯开始有家蚕饲养，很可能是通过于阗传进蚕种。
波斯在5、6世纪就以产绫锦闻名，《魏书》《隋书》等多次提到波斯出产绫锦。玄奘《大唐西域记》里也说：波斯“工织大锦”。从出土实物看，还有纯丝或毛、麻混纺等，以织造精美、色彩绚丽著称。波斯锦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织造技术上采用斜纹组织和纬线起花；二是其花纹图案独具风格，以联珠动物纹最为典型。萨珊王朝的艺术发展最精彩的就是丝织品，色彩和图样十分丰富。
中国的丝绸织造技术还传到了阿拉伯地区，西亚的报达、谷尔只、毛夕里、忽鲁谟斯等，也都发展成为重要的丝绸产区或集散地。《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西亚地区的丝织业发展情况，说“报达城纺织丝绸金锦，种类甚多”；谷尔只“其地多城堡，产丝甚富。制种种金锦丝绸，极丽”；突厥蛮州（在小亚细亚）“制造世界极美极富之各色丝绸，所制甚多”；毛夕里国“此地之一切金锦同丝绸名曰毛夕里纱，有许多名曰毛夕里商之商人，从此国输出香料、布匹、金锦丝绸无算”； 帖必力思城“制作种种金丝织物，方法各别，价高而奇丽也”；耶恩德大城“居民制作丝织物名曰耶思的（yazdi），由商人运赴各地，贩卖牟利”。
大食“蕃锦”包括重锦、百花锦、碧黄锦、兜罗锦等，在唐代中期以后，颇为中原所瞩目。唐宋曾一再有大食人进献中原的记载。明代的《诸蕃志》还记载芦眉国，“有四万户织锦为业。地产绞绡、金字越诺布、间金间丝织锦绮”，说明当地丝织业的繁荣景象。
到了7世纪，在当时的世界，东起日本，西到欧洲，西南到印度，均有丝绸生产，空间分布很广，基本上奠定了今天蚕丝产区的格局。而从中国开始发明养蚕制丝和织造丝绸，到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将近4000年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