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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祖国共成长】风雨孤儿路(续)

阅读量：3826850 2019-10-26

——1949-2019——
我与祖国同成长
风雨孤儿路（续）
尹佩琪
编者按：今年三月，“往事麻石街”刊载了尹佩琪的《风雨孤儿路》上集：“从银城到京城”，今继续刊发下集“我的大学”和“无悔的人生”。这位从益阳羊舞岭走出去的航空部第609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今年10月1日，荣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我的大学
(一)

北京航空学院是一所环境优美且温馨的学校。

北航的教学区不大，一栋U形的五层教学主楼，主楼前面有一条宽阔的水泥路通往正门，路两边绿树环抱，鲜花丛丛。在主楼的南北两边各有两栋系楼。二系楼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停机坪，里面停了一架1958年由北航师生自行设计并制造的“北京一号”飞机。

在北航，校门口没有校牌，北航的师生也没有校徽，教学区的几个入口都有战士站岗。进入教学区，必须出示打开的学生证或工作证。难怪当时的北航在不少人心中非常神秘。

教学区外，有一座被称之为“小绿园”的花园，将众多的宿舍楼和食堂等分成两大部分。小绿园名副其实，绿树成荫，有假山、小桥和一座小湖，种植着各种各样的花木。

我到校时已是九月中旬，行李与衣服都很单薄，到校一个星期，学校便给我补助了一件棉衣，这件中山装的棉衣伴随我八年之久。

虽然我父母双亡，但我只申请了乙等助学金，每月12.5元刚够伙食费。我每天不吃早餐，一方面要省下钱来买生活与学习必需品，大姐的负担太重，我不忍心再增加她的负担；一方面我要尽快省出几十斤粮票来，归还高三时同学借给我的粮食。

难得的团聚。左起作者、小弟、大姐、三姐。
当时，国家为了保障大学生所需的营养，每个月发给同学们一张票证，凭证可买半斤糖果和半斤饼干。但我从没有买过，把这些票证都送给了班上的同学……虽然比起其它同学来我生活得很清苦，但比我过去上学的日子已是天壤之别，我感到非常的满足。

我这情况班里干部与同学都看在眼里，到第二学期，我没有申请补助，但助学金一下变成了甲等，每月15.5元，除掉伙食还剩3元。学校、班级的关怀给了我无限的温暖。

1962年10月1日，我们学校参加了庆祝国庆大游行。同学们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活动，都欣喜若狂。
早上五点，我们就乘车前往，十点多，游行队伍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集结，并整理成方队。只听一声令下，我们便手舞花束，迈着整齐的步伐，在“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向天安门行进。
来到金水桥旁，终于见到了毛主席，也见到了他身旁的刘少奇、周恩来等其他中央领导人。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这时，我再也控制不住汹涌的激情，热泪滚滚而下。队伍通过天安门后，我的心仍狂跳不已，一股暖流在周身流动。
在北航，我度过了几年紧张的学习生活。
（二）

1965年暑假，一专列将北航四、五年级的学生送到山西省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我们班来到了位于晋南中条山下的闻喜县。这次下乡参加四清，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锻炼和改造自己。

我所在的南宋大队有20来个工作队员，以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人为主，另有三个地方干部及我们班的几位同学。队长是总参一个12级的高干，党支部书记兼副队长也是总参的。

这次四清是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清阶级。工作队进村后首先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成立贫下中农协会，核查每家的阶级成份。工作队员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谓之“三同”。

我住在一个只有母女两人的贫农家中。晚上，她们母女睡在炕的一头，我睡在另一头。进村半个月后，工作队员人人都长了虱子，我也不例外。但没办法，这里缺水不允许洗澡，连洗衣也不能依着性子来。

每个队员负责一个生产队。白天与社员一起劳动，晚上不是开会就是到各家了解情况。

两个多月后，小麦干旱得历害，于是我们和社员一块从深井里打水，一担担挑到梁上去浇麦苗。这可是个艰苦活儿，大多数队员都没挑过担子，我因从小就劳动，挑担是老手了，只是体力上赶不上社员。好强的我咬紧牙关硬挺着。谁也没想到我这个子矮小、看上去很瘦弱的女孩，挑起水来和他们社员一样，这一下便轰动了全大队。
这以后，工作队便把我抽到队部搞专案，负责外调。
南宋村的大队长郭有才抗战时是八路军的一个炮兵营长，抗战胜利后，他不愿远离家乡去打国民党，偷着跑回家来，连党籍也丢了。这次查的倒不是他的政治问题，而是经济。我到专案组主要就是外调他的问题。
于是，队部的那辆公用自行车几乎成了我的专车。我个子矮，把座垫降到底后，才勉强踩上车蹬。我骑车技术不高，农村的泥路坑坑洼洼，这里又到处都是山梁，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因此上下坡时我都是下车推着。
有一天，因时间紧，等到我准备返回时天已不早了。为了能在天黑前赶回队部，我一路下坡都没顾得下车，结果在离大队部还有二、三里的一条田埂上，人与车一起滚到两米深的田坎下。算运气，田里松软的泥土救了我。

1987年作者在美国。
工作队进村后，新选的南宋村贫协主席叫郭安井，是个40多岁的老实农民，他有个又儍又懒的老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走进他家，就看到一个颓废倒塌的院子，院子南头就着山崖有一眼土窑，门窗黑洞洞的。炕上、桌上堆积着一层厚厚的灰，两个孩子身上也脏兮兮的。
当时工作队让郭主席帮着查账。查账的工作很紧，白天黑夜连轴转。为了解决他家的困难，我经常抽空到他家打扫卫生。快到冬天了，看看他的棉衣脏得实在不成样子，便抽空帮他把棉衣拆洗后，再重新缝好。
这在村里引起很大反响，也得到工作队的一致好评。由于我的吃苦精神与出色的“三同”，我被县四清工作队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1993年作者在美国。
春节过后不久，四清工作进入尾声。这时的主要工作是根据半年多的调查取证，给重点对象定性。南宋大队的主要人物便是大队长郭有才，根据查账，他有好几百元的贪污嫌疑，但里面有一笔比较大的数目证据不确凿，我为这笔款项追来追去，最后也无法说明这笔钱就是他贪污了。
在定性会上，工作队领导与多数队员都认为应将郭有才定为贪污犯，少数人不吭声，只有我唱了反调。当时我虽没有“疑罪从无”这一概念，但我就是认为那样做不妥。
散会后队长找我谈话，说我思想右倾。我虽然想不通，但也只好说：我服从多数，但保留自己的看法。
不久，党支部准备发展我入党，据说支部会上争论得较历害，焦点就是我的“思想右倾”。最后不知是怎么统一的。1966年4月20日，党支部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吸收我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支部大会通过不久，工作团政委把我叫到团部谈了一次话。他认为，像我这样敢于发表自己观点的人，实属难能可贵，但思想上的右倾要引起高度注意。他说：“现在你是个学生，观点不对人家可以谅解，但到了社会上就容易犯错误。”也许就是基于团政委说的这些吧，党还是向我敞开了大门。

无悔的人生
（一）
1968年8月，推迟一年才毕业的67届，及已经毕业到了工作岗位上的66届大学生，在“北航红旗”的领导下做了毕业鉴定。有的分配到工厂当工人，有的分配到科研单位，但是都要到农场接受再教育，进行改造。
经过几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分崩离析、一盘散沙的我们班，没有在一起吃顿团圆饭，照一张毕业照，甚至也没有互相道别一声，便各奔前程了。
我乘了一辆座位上爬着臭虫的火车，身上带着被臭虫咬的一个个红疱，来到烟台某部队司令部集结。第二天被编为某团学生一连的我们，便乘车来到位于胶东半岛文登县的小洛顶村。
小洛顶是一个距村、离海都不远的小山包。我们的营房是两排平房，这里的一切都与部队一样，早上出操，挑水洗脸，整理内务；白天劳动或军事训练；晚上学毛选，轮流站岗。在学生连，排以上干部都由解放军担任。
我们的劳动是种水稻。因为部队已把水稻收了，我们就将稻草挑到几里外的造纸厂去。接下来是平整田地，修水渠，打猪草。从体力来讲打猪草是最轻松的活，但它却有很大的技巧，这就是推独轮车。刚开始时，我双手握住车把，既要保持平衡，还要推过窄窄的泥路，一不当心便连车带人摔倒了。
晚上也与战士一样，搞紧急集合。说不定哪个晚上一吹号就得马上起床，在漆黑的夜晚打被包，在规定的时间到外面集合，然后在附近转一圈回来再睡。不到一个星期晚上就要站一次岗。
冬天站岗够辛苦，虽然只一个小时，但折腾得一个晚上都睡不好。半夜三更两个女生在外站岗，除了有些害怕，那个冷也让我们难以忘怀。胶东半岛的冬天，天寒地冻，风像刀子一样割着脸。后来哈军工毕业的同学将他们的皮大衣、皮帽子、大头鞋，借给站岗的同学。就这样下岗时还是一身冰凉，钻到被子里好半天暖和不过来。
转眼到了1969年初春，育秧、插秧的季节到了。
春寒料峭，水冷彻骨，赤脚站在田里，水就像针扎一般，刺痛得小腿不停地哆嗦。这批大学生南方人很少，会插秧的不多，我便被指定为插秧的老师。
这一年我们种的水稻获得了好收成，平均亩产一千斤。
金秋十月，学生连进行了一次远距离拉练。在离驻地一百来里的荣成县农村体验生活。荣成县和我们所在的文登县一样，都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老根据地。
经过两天的步行，我们来到一个靠近海边的小山村。在果树掩映下的农户，家家门前都挂着金灿灿的玉米和红油油的尖辣椒。他们以农为主，但经常在晚上去赶海，有时也出海打鱼。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
这里不愧是革命老区，对人民子弟兵非常热情，对我们这些冒牌军人也是如此。他们拿出腌制的海产品——小鱼小虾招待我们。
在荣成的10天一晃就过去了，我们背起被包返回驻地。第一天步行60来里，大家感到很疲劳，晚上便宿在一小学校里。
刚吃过晚饭，压得很低的云头里便雷公火闪，随着就下起了瓢泼大雨。看着大雨，我们好不高兴，以为明天不会走了，于是便放心睡觉。正当我们睡得特别香的时候，突然一阵紧急集合号响起，我们赶紧爬起来列队站在大雨中。天空黑得象墨汁，暴雨哗哗地浇在身上。连长一脸严肃地通告：
“刚接到团部紧急通知，一股武装的蒋匪军在离文登不远的海边登陆，团里其它部队正开往蒋匪军登陆的地点，团部命令我们火速赶到，参加这次战斗！”
听完，大家一扫白天的疲劳，个个精神抖擞。最后连长一声“大家有没有勇气与敌人拼？”大家异口同声地喊，“有！”于是，我们冒着大雨出发了。
大雨笼罩了群山，到处一片漆黑，我们一个紧挨一个行军在泥泞不堪的公路上。大家搞不清行走的方向，只能一步不拉地紧跟。路上除了雨声、脚步声，再也听不到其它声音。等到天快亮时，我们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怎么离小洛顶的营房不远了呢？连长这时才笑眯眯地告诉大家，这是一次军事演习。
回到小洛顶，紧接着开始了实弹射击与手榴弹投掷。实弹投掷比实弹射击要危险得多。为了确保安全，连长与指导员颇费了一番心思。我们先在一块荒地里挖了一个一米多深的掩体，投弹时人站在掩体里，投弹后，人往下一蹲，只要手榴弹投出掩体人就没有危险。实弹投掷时连里所有的解放军都出动，以确保万无一失。
轮到我们女排投的那天，连长给我们讲完投掷要领后，又特地安慰了一番。尽管他说得什么危险也没有，但我们仍然紧张。连长说完后便紧接着问，“你们谁第一个来扔？”却没有人吭声。我因臂力小，每次练习都扔得不远，自然也没吭声。
过了会，连长又问谁敢第一个？这时我把心一横，一下子从队伍里站了出来。连长满意地朝我点了点头，与我一起进到掩体，将手榴弹递给了我。
我把手榴弹的弦挂在小姆指上，心在怦怦地乱跳。我稳了稳神，一狠心将手榴弹扔了出去。连长一把将我按倒在地。可等了半天却没听见爆炸。又过了一会，一排长跑出去捡起手榴弹一看，弦都没有拉开。虽然我投弹失败了，但后面的人就敢于扔了，且连里还特别表扬了我的勇敢。
1970年初，我们结束了部队农场一年半的劳动改造，就要返回工作岗位了。在支部给我的鉴定中，有这么一句令我难忘的话：“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二）
1970年春节一过，我便乘车来到湖北襄樊隆中山沟的609研究所。

隆中山沟的609所。
火车到了襄樊站，没人接，好不容易从一摇摇欲坠的门板上看到用粉笔写的：“到609所顺铁路往回走50米的对面仓库找”，找到后才知这是所里的物质中转站。
等了好久，才等到一辆拉水泥的卡车，于是便搭此车去所里。当时汉江上没有桥，靠船摆渡过去。城外的山路曲曲弯弯，尘土飞扬，走了两个来小时才到，身上落了厚厚一层灰土。
609所所区由十条山沟组成，前后蜿蜒四公里。当时基建还没有完成，所里规定除承担型号设计和生产任务的人员外，一律参加基建。于是我们这些刚分来的100多名大学生又成了基建的主力军。
没有住房，便在山坡上用竹子搭起架子，把茅草盖在顶上，挡住四周，再用竹子编成门，做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大茅棚，每个棚里放上几十张小铁床，就成了大学生的新居。棚里四处通风，山上的老鼠会经常钻到我们被子里来取暖。早上起来，被子上还落了一层白白的雪花，抖也抖不掉。

已发生巨变的襄阳街道
基建告一段落，我们便分到各单位。北航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的我，被分到机加工车间当工人。

灯光球场上的放映房。（2005年，609所已搬迁到南京）
感谢改革开放，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我把两个年幼的孩子，大的送到他河北的爷爷奶奶家，小的由我爱人带着。毕业后我名正言顺的进入研究室，从事我感兴趣的科研。
当时所里倡导的精神是自强自立、拼搏奉献、勇创奇迹、航空报国。随着军机的发展，它对飞机上的各个系统、产品提出了越来越苛刻的要求。研究的课题就是为本专业的产品提供性能更好、适应条件更苛刻、寿命更长的技术支持。
因此，从事研究课题的人首先必须了解你所研究的技术当时是否处于国际、国内的先进水平，并从发达国家公开发表的专利、报告中捕捉到为我所用的信息。研究课题结束的形式是应用了研制技术的产品加工出来后，经过与产品相同的一系列各种地面实验的考核，然后在飞机上试飞。
因此，阅读本专业大量的外文资料，了解产品所需的材料性能与加工工艺，能加快研制产品的进度，提高研制成功的几率。研究课题是一项艰辛、需要顽强毅力的工作，完成一个课题须几年，十几年，甚或更长的时间，有的甚至是以失败而告终。
从事研制工作几十年，得益于七年车间的经历：我有幸参加了所里几十年来绝无仅有的一个在车间进行科研的“三结合”小组，当时我负责研制产品的加工工艺，也加工一些零件，这让我了解了各个零件的加工方法与工艺流程，特别是一些有特殊要求的零件加工与检验手段。当然，也得益于在这七年里我自学的英语和日语。
在闭塞而贫瘠的山沟里，要与外面沟通，出差便成了家常便饭。不过，那时的出行条件大不如现在，不要说卧铺，能买到一个座位就很幸运了。但为了工作，就是站着也要走。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年前去洛阳，一上火车就站着，最后挤得只能金鸡独立，一条腿站到洛阳，下车一看，扣子都挤掉一粒。
几十年来，我主持与参加了三个研制技术，用这些技术设计的产品获得过国家科学大会奖，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航空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军转民四部委金奖各一次；在国内外发表过20多篇论文；两次参加国际专业学术交流会并发表论文。单位两次派我去美国学习。
1991年，航空航天部授予我“作出突出成绩的中国硕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
今年，在庆祝国庆七十周年时，我荣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我感谢，在我退休近二十年后国家还承认我做过的科研工作，给予我这份荣誉！
能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出我的一点贡献，不管曾经走过的路是多么艰辛，多么曲折，都是值得的！

（三）
岁月无情，如今我们姊妹几个都已步入老年。现在可以告慰于沉睡九泉的父母：你们的儿女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培育，没有给你们丢脸。虽然我们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但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大姐佩琼，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先在南京商业专科学校工作，任校党总支书记，学生处处长。1970年随原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的姐夫调海南，后又随军到桂林工作，分别担任海南崖县财政局局长，桂林财税局税政局局长。1978年，又因军级干部的姐夫已调国防大学任教，于是又随他到北京，回到人民大学工作，并在该校离休。
今年国庆，90岁的大姐同样荣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这是国家对她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国家所做贡献的肯定。

二姐佩兰，在父母走后，主动放弃了上学机会，带着我们下面的三个弟妹，支撑起这个家。1958年她去湘潭电机厂当了名技术工人。退休前几乎年年都是厂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并担任了分厂党支部书记。
三姐继舜，高级教师，是我家唯一继承父亲小学教书事业的。师范毕业后，她主动要求到了父亲牺牲的地方——千家洲教书。1975年，因为三姐夫在中国科学院兰州物理研究所工作，三姐调入中科院兰州分院小学任教。曾评为益阳县、兰州市优秀教师，担任过教导主任、副校长之职。
小弟复旦，在国家困难时期，大姐将他从益阳羊舞岭乡接到南京上学，初中快毕业时，大姐将他送到部队，当了名侦察兵。转业后在南京电影机械厂当了名优秀的技术工人。
二哥有成，一九五四年洪水泛滥，当时在常德粮库工作的他，被领导派去防汛。等他防汛回来，发现粮食霉烂，上级要追究责任，于是该责任就由一个还不到18岁的他一个人来承担，被判四年劳改。由于生活的不顺，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当年父母去世时，我们家这几个村里人都认为活不下去的孤儿，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一个个都健康地成长起来了。我们的命运、我们在人生中走过的每一步，都与国家息息相关。最后在结束此文时，我还从心窝里掏三句话——
衷心祝愿我的祖国更加辉煌強大！
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更加兴旺坚强！
衷心祝愿社会主义更加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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