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2019——
我与祖国同成长
风雨孤儿路(续)
尹佩琪
编者按:今年三月,“往事麻石街”刊载了尹佩琪的《风雨孤儿路》上集:“从银城到京城”,今继续刊发下集“我的大学”和“无悔的人生”。这位从益阳羊舞岭走出去的航空部第609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今年10月1日,荣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我的大学
(一)
北京航空学院是一所环境优美且温馨的学校。
北航的教学区不大,一栋U形的五层教学主楼,主楼前面有一条宽阔的水泥路通往正门,路两边绿树环抱,鲜花丛丛。在主楼的南北两边各有两栋系楼。二系楼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停机坪,里面停了一架1958年由北航师生自行设计并制造的“北京一号”飞机。
在北航,校门口没有校牌,北航的师生也没有校徽,教学区的几个入口都有战士站岗。进入教学区,必须出示打开的学生证或工作证。难怪当时的北航在不少人心中非常神秘。
教学区外,有一座被称之为“小绿园”的花园,将众多的宿舍楼和食堂等分成两大部分。小绿园名副其实,绿树成荫,有假山、小桥和一座小湖,种植着各种各样的花木。
我到校时已是九月中旬,行李与衣服都很单薄,到校一个星期,学校便给我补助了一件棉衣,这件中山装的棉衣伴随我八年之久。
虽然我父母双亡,但我只申请了乙等助学金,每月12.5元刚够伙食费。我每天不吃早餐,一方面要省下钱来买生活与学习必需品,大姐的负担太重,我不忍心再增加她的负担;一方面我要尽快省出几十斤粮票来,归还高三时同学借给我的粮食。
难得的团聚。左起作者、小弟、大姐、三姐。
当时,国家为了保障大学生所需的营养,每个月发给同学们一张票证,凭证可买半斤糖果和半斤饼干。但我从没有买过,把这些票证都送给了班上的同学……虽然比起其它同学来我生活得很清苦,但比我过去上学的日子已是天壤之别,我感到非常的满足。
我这情况班里干部与同学都看在眼里,到第二学期,我没有申请补助,但助学金一下变成了甲等,每月15.5元,除掉伙食还剩3元。学校、班级的关怀给了我无限的温暖。
1962年10月1日,我们学校参加了庆祝国庆大游行。同学们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活动,都欣喜若狂。
早上五点,我们就乘车前往,十点多,游行队伍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集结,并整理成方队。只听一声令下,我们便手舞花束,迈着整齐的步伐,在“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向天安门行进。
来到金水桥旁,终于见到了毛主席,也见到了他身旁的刘少奇、周恩来等其他中央领导人。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这时,我再也控制不住汹涌的激情,热泪滚滚而下。队伍通过天安门后,我的心仍狂跳不已,一股暖流在周身流动。
在北航,我度过了几年紧张的学习生活。
(二)
1965年暑假,一专列将北航四、五年级的学生送到山西省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我们班来到了位于晋南中条山下的闻喜县。这次下乡参加四清,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锻炼和改造自己。
我所在的南宋大队有20来个工作队员,以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人为主,另有三个地方干部及我们班的几位同学。队长是总参一个12级的高干,党支部书记兼副队长也是总参的。
这次四清是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清阶级。工作队进村后首先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联,成立贫下中农协会,核查每家的阶级成份。工作队员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谓之“三同”。
我住在一个只有母女两人的贫农家中。晚上,她们母女睡在炕的一头,我睡在另一头。进村半个月后,工作队员人人都长了虱子,我也不例外。但没办法,这里缺水不允许洗澡,连洗衣也不能依着性子来。
每个队员负责一个生产队。白天与社员一起劳动,晚上不是开会就是到各家了解情况。
两个多月后,小麦干旱得历害,于是我们和社员一块从深井里打水,一担担挑到梁上去浇麦苗。这可是个艰苦活儿,大多数队员都没挑过担子,我因从小就劳动,挑担是老手了,只是体力上赶不上社员。好强的我咬紧牙关硬挺着。谁也没想到我这个子矮小、看上去很瘦弱的女孩,挑起水来和他们社员一样,这一下便轰动了全大队。
这以后,工作队便把我抽到队部搞专案,负责外调。
南宋村的大队长郭有才抗战时是八路军的一个炮兵营长,抗战胜利后,他不愿远离家乡去打国民党,偷着跑回家来,连党籍也丢了。这次查的倒不是他的政治问题,而是经济。我到专案组主要就是外调他的问题。
于是,队部的那辆公用自行车几乎成了我的专车。我个子矮,把座垫降到底后,才勉强踩上车蹬。我骑车技术不高,农村的泥路坑坑洼洼,这里又到处都是山梁,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因此上下坡时我都是下车推着。
有一天,因时间紧,等到我准备返回时天已不早了。为了能在天黑前赶回队部,我一路下坡都没顾得下车,结果在离大队部还有二、三里的一条田埂上,人与车一起滚到两米深的田坎下。算运气,田里松软的泥土救了我。
1987年作者在美国。
工作队进村后,新选的南宋村贫协主席叫郭安井,是个40多岁的老实农民,他有个又儍又懒的老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走进他家,就看到一个颓废倒塌的院子,院子南头就着山崖有一眼土窑,门窗黑洞洞的。炕上、桌上堆积着一层厚厚的灰,两个孩子身上也脏兮兮的。
当时工作队让郭主席帮着查账。查账的工作很紧,白天黑夜连轴转。为了解决他家的困难,我经常抽空到他家打扫卫生。快到冬天了,看看他的棉衣脏得实在不成样子,便抽空帮他把棉衣拆洗后,再重新缝好。
这在村里引起很大反响,也得到工作队的一致好评。由于我的吃苦精神与出色的“三同”,我被县四清工作队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
1993年作者在美国。
春节过后不久,四清工作进入尾声。这时的主要工作是根据半年多的调查取证,给重点对象定性。南宋大队的主要人物便是大队长郭有才,根据查账,他有好几百元的贪污嫌疑,但里面有一笔比较大的数目证据不确凿,我为这笔款项追来追去,最后也无法说明这笔钱就是他贪污了。
在定性会上,工作队领导与多数队员都认为应将郭有才定为贪污犯,少数人不吭声,只有我唱了反调。当时我虽没有“疑罪从无”这一概念,但我就是认为那样做不妥。
散会后队长找我谈话,说我思想右倾。我虽然想不通,但也只好说:我服从多数,但保留自己的看法。
不久,党支部准备发展我入党,据说支部会上争论得较历害,焦点就是我的“思想右倾”。最后不知是怎么统一的。1966年4月20日,党支部大会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吸收我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支部大会通过不久,工作团政委把我叫到团部谈了一次话。他认为,像我这样敢于发表自己观点的人,实属难能可贵,但思想上的右倾要引起高度注意。他说:“现在你是个学生,观点不对人家可以谅解,但到了社会上就容易犯错误。”也许就是基于团政委说的这些吧,党还是向我敞开了大门。
无悔的人生
(一)
1968年8月,推迟一年才毕业的67届,及已经毕业到了工作岗位上的66届大学生,在“北航红旗”的领导下做了毕业鉴定。有的分配到工厂当工人,有的分配到科研单位,但是都要到农场接受再教育,进行改造。
经过几年文化大革命已经分崩离析、一盘散沙的我们班,没有在一起吃顿团圆饭,照一张毕业照,甚至也没有互相道别一声,便各奔前程了。
我乘了一辆座位上爬着臭虫的火车,身上带着被臭虫咬的一个个红疱,来到烟台某部队司令部集结。第二天被编为某团学生一连的我们,便乘车来到位于胶东半岛文登县的小洛顶村。
小洛顶是一个距村、离海都不远的小山包。我们的营房是两排平房,这里的一切都与部队一样,早上出操,挑水洗脸,整理内务;白天劳动或军事训练;晚上学毛选,轮流站岗。在学生连,排以上干部都由解放军担任。
我们的劳动是种水稻。因为部队已把水稻收了,我们就将稻草挑到几里外的造纸厂去。接下来是平整田地,修水渠,打猪草。从体力来讲打猪草是最轻松的活,但它却有很大的技巧,这就是推独轮车。刚开始时,我双手握住车把,既要保持平衡,还要推过窄窄的泥路,一不当心便连车带人摔倒了。
晚上也与战士一样,搞紧急集合。说不定哪个晚上一吹号就得马上起床,在漆黑的夜晚打被包,在规定的时间到外面集合,然后在附近转一圈回来再睡。不到一个星期晚上就要站一次岗。
冬天站岗够辛苦,虽然只一个小时,但折腾得一个晚上都睡不好。半夜三更两个女生在外站岗,除了有些害怕,那个冷也让我们难以忘怀。胶东半岛的冬天,天寒地冻,风像刀子一样割着脸。后来哈军工毕业的同学将他们的皮大衣、皮帽子、大头鞋,借给站岗的同学。就这样下岗时还是一身冰凉,钻到被子里好半天暖和不过来。
转眼到了1969年初春,育秧、插秧的季节到了。
春寒料峭,水冷彻骨,赤脚站在田里,水就像针扎一般,刺痛得小腿不停地哆嗦。这批大学生南方人很少,会插秧的不多,我便被指定为插秧的老师。
这一年我们种的水稻获得了好收成,平均亩产一千斤。
金秋十月,学生连进行了一次远距离拉练。在离驻地一百来里的荣成县农村体验生活。荣成县和我们所在的文登县一样,都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老根据地。
经过两天的步行,我们来到一个靠近海边的小山村。在果树掩映下的农户,家家门前都挂着金灿灿的玉米和红油油的尖辣椒。他们以农为主,但经常在晚上去赶海,有时也出海打鱼。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
这里不愧是革命老区,对人民子弟兵非常热情,对我们这些冒牌军人也是如此。他们拿出腌制的海产品——小鱼小虾招待我们。
在荣成的10天一晃就过去了,我们背起被包返回驻地。第一天步行60来里,大家感到很疲劳,晚上便宿在一小学校里。
刚吃过晚饭,压得很低的云头里便雷公火闪,随着就下起了瓢泼大雨。看着大雨,我们好不高兴,以为明天不会走了,于是便放心睡觉。正当我们睡得特别香的时候,突然一阵紧急集合号响起,我们赶紧爬起来列队站在大雨中。天空黑得象墨汁,暴雨哗哗地浇在身上。连长一脸严肃地通告:
“刚接到团部紧急通知,一股武装的蒋匪军在离文登不远的海边登陆,团里其它部队正开往蒋匪军登陆的地点,团部命令我们火速赶到,参加这次战斗!”
听完,大家一扫白天的疲劳,个个精神抖擞。最后连长一声“大家有没有勇气与敌人拼?”大家异口同声地喊,“有!”于是,我们冒着大雨出发了。
大雨笼罩了群山,到处一片漆黑,我们一个紧挨一个行军在泥泞不堪的公路上。大家搞不清行走的方向,只能一步不拉地紧跟。路上除了雨声、脚步声,再也听不到其它声音。等到天快亮时,我们突然发现有些不对劲,怎么离小洛顶的营房不远了呢?连长这时才笑眯眯地告诉大家,这是一次军事演习。
回到小洛顶,紧接着开始了实弹射击与手榴弹投掷。实弹投掷比实弹射击要危险得多。为了确保安全,连长与指导员颇费了一番心思。我们先在一块荒地里挖了一个一米多深的掩体,投弹时人站在掩体里,投弹后,人往下一蹲,只要手榴弹投出掩体人就没有危险。实弹投掷时连里所有的解放军都出动,以确保万无一失。
轮到我们女排投的那天,连长给我们讲完投掷要领后,又特地安慰了一番。尽管他说得什么危险也没有,但我们仍然紧张。连长说完后便紧接着问,“你们谁第一个来扔?”却没有人吭声。我因臂力小,每次练习都扔得不远,自然也没吭声。
过了会,连长又问谁敢第一个?这时我把心一横,一下子从队伍里站了出来。连长满意地朝我点了点头,与我一起进到掩体,将手榴弹递给了我。
我把手榴弹的弦挂在小姆指上,心在怦怦地乱跳。我稳了稳神,一狠心将手榴弹扔了出去。连长一把将我按倒在地。可等了半天却没听见爆炸。又过了一会,一排长跑出去捡起手榴弹一看,弦都没有拉开。虽然我投弹失败了,但后面的人就敢于扔了,且连里还特别表扬了我的勇敢。
1970年初,我们结束了部队农场一年半的劳动改造,就要返回工作岗位了。在支部给我的鉴定中,有这么一句令我难忘的话:“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二)
1970年春节一过,我便乘车来到湖北襄樊隆中山沟的609研究所。
隆中山沟的609所。
火车到了襄樊站,没人接,好不容易从一摇摇欲坠的门板上看到用粉笔写的:“到609所顺铁路往回走50米的对面仓库找”,找到后才知这是所里的物质中转站。
等了好久,才等到一辆拉水泥的卡车,于是便搭此车去所里。当时汉江上没有桥,靠船摆渡过去。城外的山路曲曲弯弯,尘土飞扬,走了两个来小时才到,身上落了厚厚一层灰土。
609所所区由十条山沟组成,前后蜿蜒四公里。当时基建还没有完成,所里规定除承担型号设计和生产任务的人员外,一律参加基建。于是我们这些刚分来的100多名大学生又成了基建的主力军。
没有住房,便在山坡上用竹子搭起架子,把茅草盖在顶上,挡住四周,再用竹子编成门,做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大茅棚,每个棚里放上几十张小铁床,就成了大学生的新居。棚里四处通风,山上的老鼠会经常钻到我们被子里来取暖。早上起来,被子上还落了一层白白的雪花,抖也抖不掉。
已发生巨变的襄阳街道
基建告一段落,我们便分到各单位。北航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的我,被分到机加工车间当工人。
灯光球场上的放映房。(2005年,609所已搬迁到南京)
感谢改革开放,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我把两个年幼的孩子,大的送到他河北的爷爷奶奶家,小的由我爱人带着。毕业后我名正言顺的进入研究室,从事我感兴趣的科研。
当时所里倡导的精神是自强自立、拼搏奉献、勇创奇迹、航空报国。随着军机的发展,它对飞机上的各个系统、产品提出了越来越苛刻的要求。研究的课题就是为本专业的产品提供性能更好、适应条件更苛刻、寿命更长的技术支持。
因此,从事研究课题的人首先必须了解你所研究的技术当时是否处于国际、国内的先进水平,并从发达国家公开发表的专利、报告中捕捉到为我所用的信息。研究课题结束的形式是应用了研制技术的产品加工出来后,经过与产品相同的一系列各种地面实验的考核,然后在飞机上试飞。
因此,阅读本专业大量的外文资料,了解产品所需的材料性能与加工工艺,能加快研制产品的进度,提高研制成功的几率。研究课题是一项艰辛、需要顽强毅力的工作,完成一个课题须几年,十几年,甚或更长的时间,有的甚至是以失败而告终。
从事研制工作几十年,得益于七年车间的经历:我有幸参加了所里几十年来绝无仅有的一个在车间进行科研的“三结合”小组,当时我负责研制产品的加工工艺,也加工一些零件,这让我了解了各个零件的加工方法与工艺流程,特别是一些有特殊要求的零件加工与检验手段。当然,也得益于在这七年里我自学的英语和日语。
在闭塞而贫瘠的山沟里,要与外面沟通,出差便成了家常便饭。不过,那时的出行条件大不如现在,不要说卧铺,能买到一个座位就很幸运了。但为了工作,就是站着也要走。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年前去洛阳,一上火车就站着,最后挤得只能金鸡独立,一条腿站到洛阳,下车一看,扣子都挤掉一粒。
几十年来,我主持与参加了三个研制技术,用这些技术设计的产品获得过国家科学大会奖,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航空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军转民四部委金奖各一次;在国内外发表过20多篇论文;两次参加国际专业学术交流会并发表论文。单位两次派我去美国学习。
1991年,航空航天部授予我“作出突出成绩的中国硕士学位获得者”荣誉称号。
今年,在庆祝国庆七十周年时,我荣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我感谢,在我退休近二十年后国家还承认我做过的科研工作,给予我这份荣誉!
能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出我的一点贡献,不管曾经走过的路是多么艰辛,多么曲折,都是值得的!
(三)
岁月无情,如今我们姊妹几个都已步入老年。现在可以告慰于沉睡九泉的父母:你们的儿女们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培育,没有给你们丢脸。虽然我们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但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大姐佩琼,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先在南京商业专科学校工作,任校党总支书记,学生处处长。1970年随原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的姐夫调海南,后又随军到桂林工作,分别担任海南崖县财政局局长,桂林财税局税政局局长。1978年,又因军级干部的姐夫已调国防大学任教,于是又随他到北京,回到人民大学工作,并在该校离休。
今年国庆,90岁的大姐同样荣获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这是国家对她在新中国成立前就为国家所做贡献的肯定。
二姐佩兰,在父母走后,主动放弃了上学机会,带着我们下面的三个弟妹,支撑起这个家。1958年她去湘潭电机厂当了名技术工人。退休前几乎年年都是厂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并担任了分厂党支部书记。
三姐继舜,高级教师,是我家唯一继承父亲小学教书事业的。师范毕业后,她主动要求到了父亲牺牲的地方——千家洲教书。1975年,因为三姐夫在中国科学院兰州物理研究所工作,三姐调入中科院兰州分院小学任教。曾评为益阳县、兰州市优秀教师,担任过教导主任、副校长之职。
小弟复旦,在国家困难时期,大姐将他从益阳羊舞岭乡接到南京上学,初中快毕业时,大姐将他送到部队,当了名侦察兵。转业后在南京电影机械厂当了名优秀的技术工人。
二哥有成,一九五四年洪水泛滥,当时在常德粮库工作的他,被领导派去防汛。等他防汛回来,发现粮食霉烂,上级要追究责任,于是该责任就由一个还不到18岁的他一个人来承担,被判四年劳改。由于生活的不顺,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当年父母去世时,我们家这几个村里人都认为活不下去的孤儿,在党和国家的培养下,一个个都健康地成长起来了。我们的命运、我们在人生中走过的每一步,都与国家息息相关。最后在结束此文时,我还从心窝里掏三句话——
衷心祝愿我的祖国更加辉煌強大!
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更加兴旺坚强!
衷心祝愿社会主义更加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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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尹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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