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党史文苑》 2018年第1期 P9-12页
来源：涨知识 涨学问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3个纵队共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从云岭出发，踏上了北移渡江开赴抗日前线的征程。但是，在蒋介石的指令下，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上官云相却聚集7个师又1个旅8万多人埋伏在泾县茂林一带，布下天网，以逸待劳，发动包围袭击新四军的战役，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变中，新四军广大官兵不畏强敌，浴血奋战，阵地反复易手，热血洒遍山林，经过七天七夜的血战，部队伤亡惨重，军长叶挺下山谈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宣教部长朱镜我、二纵司令员周桂生、音乐家任光等20多名团科级以上干部牺牲，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全军突围出来的仅2000余人，3000余人战死，3000余人或被俘或打散。其中不乏归国抗战的爱国华侨和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
事变发生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采取“政治上大反击，军事上作准备”和“政治上攻势，军事上守势”的正确方针，“在斗争中求团结，在团结中有斗争”。对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坚决揭露皖南事变真相，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事变发生后，毛泽东痛心疾首，愤慨至极，曾电报要求苏北、山东部队准备消灭国民党军韩德勤、沈鸿烈部。他指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但考虑到内战的严重危机，国内外的严峻形势，人民的长远利益与愿望，中间派的争取与团结，在刘少奇、周恩来的建议下，毛泽东决定收回成命，以最大的诚意维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
在政治攻势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合法手段，全面揭露事变真相，做足了文章，取得了效果。
毛泽东是事变三天后才得知消息的，当即电令在重庆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要他向国民党当局最严重交涉，提出最强烈抗议，要求顽军立即撤围。周恩来先后向张冲当面交涉，向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拍发电报，向蒋介石写信或当面陈述。而蒋介石则表面敷衍，背地下令：“一网打尽，生擒叶项。”
1月12日，党中央致电叶挺、饶漱石：“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饶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定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并指示：“重庆交涉恐靠不住。”
1月13日，党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表抗议国民党军队包围皖南新四军的通电。
1月14日，新四军第一至第六支队司令员（政委）陈毅、张鼎丞、张云逸、戴季英、罗炳辉、彭雪枫，游击纵队司令员谭希林，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等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举军惶恐，愤慨莫名”，要求“严惩祸首，保障职军全部安全”。
1月15日，由黄克诚领衔，华中八路军将领18人，致电八路军总部和我党中央，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要求采取紧急措施有力反击，并提出七项建议。

1月17日，周恩来打电话给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随后，他又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抗议。当晚，周恩来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刊登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上。
1月18日，延安新华社播发毛泽东以记者访谈名义撰写的《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呼吁全国一切爱国军民同胞，全世界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公正人士，与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要求惩办皖南惨变的罪魁祸首，要求抚恤死伤将士及家属，制止挑动内战的各种罪恶活动。
1月19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指出蒋介石行为是“自毁军令，自坏国法，自相鱼肉，自损国力之举”。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这一社论。华北版《新华日报》《晋察冀日报》也同时发表社论，抗议亲日派之罪行。
已先行转移到江北的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同志的夫人闻此噩耗，共同发表致林森、蒋介石及五院院长、报刊新闻界、妇女界的通电：“此冤不雪，此冤不伸，则正义安在，公道安在，国法又安在。团结之何，抗战又之何？”严肃要求“迅速严惩祸首”。
与此同时，陈毅、刘少奇等先后发表通电、文章与演讲，痛斥顽固派对新四军的诬蔑与诽谤。延安、冀中、苏北等抗日根据地也纷纷举行盛大抗议集会，通电全国《告同胞书》，指出：“一切丧心病狂倒行逆施之徒，虽逞志于一时，必难逃于覆没。”
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深刻指出：“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遁。这次反共高潮中……的失败，全党应该引为深戒。”
皖南事变的枪声，极大地震惊了不惜为抗战作出重大牺牲的日夜盼望民族独立的中国人民,引发了各人民团体、爱国民士人士、海外华侨华人，以及国民党内的高级将领、中枢人士、地方实力派的抗议、不满、同情、忧虑、关切与中立，他们或通电全国，或发表谈话，或致函质询，或拒绝参加国民党全会、国民参政会。
国际舆论和外国政府对此也发出警告与责难。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武官兼总军事顾问崔可夫分别质问何应钦、白崇禧和蒋介石。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外贸部长米高扬则拒绝出席邵力子的招待晚宴。美驻华大使詹森祥、总统秘书居里会见蒋介石，递交总统罗斯福亲笔信，暂缓援华款项5000万美元。英驻华大使卡尔致电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蒋介石也在日记中写道：“新四军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受共产党蛊惑，援华政策几乎动摇。”蒋介石自以为得意，不料却“偷鸡不成蚀把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果断重建新四军军部，独立自主领导抗战到底面对皖南事变后的复杂局面，面对国民党军委会发布的“撤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处变不惊，阵脚不乱，正气凛然，针锋相对。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顽固派制造事端、摧毁抗日力量的罪行，痛斥1月17日的反动命令：“所谓北移者，不过诱我军入围配合聚歼之诡计。”“高唱军纪森严，国法神圣之滥调，不过是摧残异己，阴谋杀人之骗词。”同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各地应采取方法，提出严重抗议和无情揭露，并在政治上充分提高警觉性，在军事上做好作战的准备。
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名义发表谈话，严正宣告：“亲日派反共降日的计划即使实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有责任有能力出来收拾残局，决不让日本侵略者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毛泽东还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处理善后办法12条（老12条）。同一天，党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考虑叶挺军长只是扣押），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要知道，这离国民党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仅三天，它表明中共中央决策反映之迅速，立场决心之坚定。
到2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名义致函国民参政会，声明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提出新12条临时解决办法作为出席会议的必备条件。
   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作出了一系列指示，就皖南事变善后事宜向蒋介石严正交涉，概括起来有六条应急措施。毛泽东认为，抗日是全民族的大业，不需要任何人批准。重建新四军就是向全国人民公开声明：“我们中共党人已经做好了对付任何黑暗局面的准备，而且自信有能力挺身而出收拾时局，抗战到底直到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毛泽东指出：“不管日、蒋如何合谋危害新四军。但是新四军依然在发展壮大，依然在打胜仗。”新四军“现在已成了华中人民的长城，成了华中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要把它消灭，要把它赶走，日本人办不到，任何什么反动派也是办不到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及时向全党全军发出指示：“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新四军已无合法地位，本来可以大闹。但为抗日大计，仍以限制于敌占区及其附近地区活动为原则。”“部队高级干部必须懂得，一方面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破裂。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他指示彭雪枫、李先念注意同附近国民党军加强联络，广交朋友，共同打退日伪军的联合进攻，以德报怨，抛弃前嫌。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伟大政治家和军事家高超的斗争艺术。
1月23日，陈毅、刘少奇、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发表就职通电。1月25日，新四军军部重建大会在苏北盐城举行。会上，刘少奇宣读中央军委命令，陈毅发表就职演说，宣布“新四军是取缔和消灭不了的”，“皖南事变，我们损失了军部，现在军部恢复了。皖南事变我们有几千指战员牺牲了，但我们今天还有9万人的强大力量”。紧接着，中央军委又发表新四军共建7个师和1个独立旅以及各师师长（2月18日）和各旅旅长（6月4日）的委任令。
为了加强新四军与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组织，3月27日，中原局和军委华中分会成立。至4月27日，中原局改称华中局，军委华中分会改称新四军分会，并下达了分局、分会负责人的任命状。至此，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更加统一，指挥更加灵活，团结更加坚强，标志着新四军已经独立自主肩负起华中敌后抗战的重任。从此，新四军军部无论是在江苏盐城，还是在江苏阜宁乃至淮南盱眙黄花塘，都像一把利剑深深地插在敌人的心脏里，直到抗战的最后胜利和人民解放战争的到来。
在应对皖南事变的日子里，在重建新四军军部前后，毛泽东为了这支铁军的未来，可谓废寝忘食、殚精竭虑，指示、电报、决定、命令不断发出，从抗战大局，从战略高度，从发展方向，从组织架构都为新四军军部的重建提供了政治基础与组织保障。
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指明方向在新四军创建之初，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高屋建瓴地指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和行动方针：“大胆放手向东向北发展，在大江南北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军部重建之后，这一方向、方针仍未改变。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新四军的电报指出：“中日矛盾仍属第一。”应与国军“共同打退日寇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敌到何处，我新四军即应在何处”。还提出“援助一切友军”的口号。
针对日军1月24日突然发起豫东战役、给蒋介石当头一棒的情况，毛泽东及时向全党全军发出指示：“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打击日军，团结友军；孤立敌人，团结朋友。
从1941年开始，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游击战，面临受日伪顽三方夹击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敌后抗战的总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的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大反攻”，号召全党全军“咬紧牙关，度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
在壮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建设民主政权方面，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提出“三三制”，提出“减租减息”的正确主张，进行政策的调整与改进，以壮大抗日民主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与阶层。对于经济工作和生产自救，新四军执行毛泽东战时财政政策指示：“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规定免税外，80%以上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并按党中央“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保障军需”的指示，按70%归军队，30%归地方分成。又以“一面打仗，一面生产”相号召，开展生产自救，一取于民，二取于己，三取于友，四取于商，五取于敌，实行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
为了抗战大局，为了民族利益，新四军重建之后，在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方面依然恪尽职守、主动进击，全力以赴奋勇杀敌，遵循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指示，“援助友军，保卫中原”。配合的主要战役有豫东战役、中条山战役、第二次长沙会战、大别山保卫战以及沙市、鄂西、湖西三次战役。从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阶段，新四军独立自主领导指挥了车桥战役、讨伐陈泰运、挺进路西、挥师南下和最后作战。
1944年7月，毛泽东指示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就是要向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发展。”他还直接给新四军第五师、第四师、东江纵队、琼崖纵队、南下支队下达战斗任务。
1944年10月1日，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解放日报社论指出：“新四军是消灭不了的。”“对于新四军的胜利表示痛恨的，只有两种人，就是日本侵略者与中国蒋介石。”社论指出，“单拿新四军来说，从1937年初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时，全军不到一万人”，它现在已经成为“华中人民的长城”。
新四军军部重建之后，远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远离陕甘宁边区，其生存环境更为险恶。新四军一面要坚持抗战、对付日军伪军，一面要反投降、反摩擦对付国民党顽固派，处两面作战的困境之中。尤其是1942年至1943年，是华中地区抗战最艰难的年月。可以说，新四军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顽强战斗；根据地的每一次扩大，都经受了浴血争夺。恶劣的战斗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锤炼了新四军英勇顽强、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打造了一支最讲大局、最具生命力的钢铁部队。
    八年抗战中，新四军对日伪军作战2.46万次，毙伤日军11.76万人，毙伤伪军17.61万人，俘虏日军0.22万人，俘虏伪军1.22万人，争取伪军5.4万人投诚反正。先后创建苏中、淮南、苏北、淮北、鄂赣边、苏南、皖江、浙东8块抗日根据地，建起38个行署、20多个专署、164个县政府，光复国土包括苏、浙、皖、赣、鄂、豫、湘7省面积达25.3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420万，占沦陷区面积50%以上。到抗战胜利时，新四军主力部队21万人，地方武装9.7万人，民兵自卫队96万人。在对日大反攻中，解放县城52座，攻克据点138个。同时也有8.9万名新四军将士英勇献身于华中、华南敌后抗日战场。
    新四军在盐城重组之后，其军容之壮、军威之盛不在八路军之下。可以说，新四军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毛泽东同志的关怀指导，离不开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离不开新四军将士的浴血奋战，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毛泽东统率下的新四军越剿越多、越战越勇，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是蒋介石终其一生也无法理解与释怀的。因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人心者得天下”，永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与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