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共识出现之前，印度的现代化前景并不完全乐观。现代化是一场漫长的疾风暴雨，若非有强健的国家体格，否则绝难在期间幸存。因此，即便莫迪的印度能够侥幸成功，但也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毫无疑问，印度作为拥有巨大资源的国家，具有相当可观的发展潜力。但是，在超越她的老对手中国之前，印度仍然需要穿越一个危险重重的迷雾——现代化。印度社会稳定的根本支柱：印度教
尽管相当多的人，将印度的落后归咎于印度教。在外界观察家眼里，这一将人以种姓分类的、标榜人世轮回的宗教，不但制造了难以想象的压迫，腐蚀了印度的政治体制，还磨灭了印度民众的进取心，最终阻滞了印度的发展。但是，这些认知却忽略了印度教在印度国家政治生态中的根本作用。事实上，印度教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极大地消弭了印度普通民众在巨大贫富差距面前的不满情绪，维持了印度社会的高度稳定。实际上，穷人对富人有多少不满，被剥削者对剥削者有多少怨恨，并不取决于贫富差距和剥削的程度，而取决于穷人和被剥削者如何看待这种贫富差异和剥削，即穷人是否把贫富差异视为不公，或者被剥削者是否将剥削看作压迫。一个真正虔诚的印度教贱民无论遭受婆罗门怎样的虐待，都不会产生一丝一毫地反抗之心，这不是因为婆罗门的压迫不够残忍，而是因为印度教的理念告知贱民，苦难只是神灵对自己的今世考验，是天意的呈现；这种观念对民众被剥削时潜在不满的抑制作用，恰似曾经的天主教虔诚。14世纪欧洲虔诚的天主教徒，能够毫无怨言地向教会供奉负担沉重的什一税，就在于天主教徒们深信十分之一财货的缴纳乃是对上帝的奉献（恰似纳税是公民的义务）；“1905年，托洛茨基在多次尝试推动俄国最贫困的群体农民反抗沙皇时，都遭到了冷漠的回应，事后他不得不承认，‘’东正教的信仰让农民将沙皇视为上帝的代言人，当前的农民起义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他们根本不反感沙皇。”
所以，印度的低种姓人口，作为世界上最贫困、最被歧视的群体，之所以能够承受现代人眼里的巨大压迫和不幸，还能无怨无悔，毫无仇富思维，恰恰在于印度教的政治麻痹作用。在维持（印度）社会稳定方面，观念（印度教）比任何刀枪福利都有用，因为它使得被压迫者意识不到压迫，被剥削者意识不到剥削。因为，在奴隶们的反抗之手举起之前，扎根于头脑之中观念（印度教）就已经将反抗的想法消灭殆尽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印度教在贫富分化极其严重、讯息流动极为自由的印度社会中，起着稳定秩序的中流砥柱作用。在政治正确观念坍塌之前，非穆斯林被隔绝于穆斯林就餐区外，是一种正常的尊重他人习俗的绅士美德。但是，政治正确的观念一旦崩溃，这种管制就变成了一刻也难以忍受的“种族歧视和隔离”压迫（图为近期大陆自媒体炒作的四川大学清真就餐隔离问题）“只有真正理解政治本质的人才能意识到，在统治国家的诸多手段中，观念远比刀剑更有力量。”——《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王陶陶印度国家形态的根本支柱：印度教对于印度来说，大多数民众对印度教的虔诚，不仅仅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关键，也是维系其国家形态完整的关键。在历史上，从未有过印度国家的出现。无论是德里苏丹，还是莫卧儿帝国，亦或是马拉地帝国，都未能将这一区域统合成一个国家；哪怕是在英属印度时期，大约一半的印度领土实际上是由土邦领主以半独立的形式治理；即便在印度本土，迈索尔、海德拉巴、特拉凡哥尔、马拉地等地也从未被德里支配过；在1947年的独立运动中，是宗教虔诚而非民族主义，使得海德拉巴、特拉凡哥尔等邦境内的印度教信徒压迫君主们加入印度联邦（海德拉巴君主想加入巴基斯坦，特拉凡哥尔君主则想保持独立）。因此，没有印度教的精神锁链，就不会有印度国家的诞生。如同没有中欧天主教徒在土耳其穆斯林入侵面前的十字军精神，就不会出现哈布斯堡帝国一样。独立前的英属印度，蓝色为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土邦王国，大多有着自己的军队，居住着操持不同语言的不同族群，除了印度教，他们并没有多少共同的意识形态脉络
同时，印度并非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一方面，印度并不存在主体民族，印度斯坦族人数最多，但也仅仅占了全国人口的46.3%,主要分布在北方邦、旁遮普邦和中央邦等地，这就决定了该国不可能推动各个民族的民族主义认同来维系国家形态的完整；另一方面，印度各邦官方语言差异极大，不同语言之间不仅发音不同，而且字体也不一样，彼此存在着难以逾越的交流障碍。对于印度这种国家来说，民族认同的兴起将使其陷入分崩离析的困境，唯有印度教的认同才能将其捆在一起。印度国内语言的分布图
19世纪的迈索尔王国君主铁普苏丹（Tipu Sultan，穆斯林）是印度迈索尔人（印度教徒居多）民族主义眼里的民族英雄，他对抗英国人，并数次挫败之——现在某种程度上则成为迈索尔人反感新德里的象征马地拉帝国开创者希瓦吉（Sivaji）在印度有两重身份，一方面他是印度教反抗伊斯兰教侵略的宗教英雄，另一面则是马地拉人民族主义的偶像。新德里的莫迪政府把其视为印度教武功赫赫的表现，孟买的马地拉农民则把他当做马地拉人利益的保护神，是当地民族主义者排外运动的旗帜
实际上，基于印度教意识形态的印度人民党和国民志愿团，在印度政坛的最终崛起，是印度国家形态的历史选择。毕竟，作为一个必须依靠印度教维系认同的国家，印度不可能真正抗拒印度教的政治原则。现代化将会削弱或者扭曲印度教认同不过，无论莫迪现代化的决心有多大，都必须意识到，现代化将会削弱或者扭曲印度教的宗教认同，释放激进的意识形态，并很可能产生国家动荡、分裂或者宗教屠杀的后果。对于古老的印度教理念来说，现代化将无可避免地对其产生剧烈冲击。一方面，现代化的思潮和现代化的高等教育，如果得到普遍推行，将会破坏印度教的虔诚，并在印度社会释放出足够摧毁一切的政治炸弹。现代化思潮中“人人平等”的观念若得到广泛流传，将重创印度根深蒂固种姓制度，从而使广大低种姓们曾经习以为常的苦难修行变成无可容忍的暴政，以笔者的视角看来，这足以在这个压迫深重的国家孕育一百场革命。而且，与听天由命的信徒们不同，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化公民将把自尊的重要性和财产等同。他受到的教育越多，他就拥有越强的自尊心和越稀缺的敬畏之心，并对管束、歧视和贫穷越敏感，且由此相应地衍生出对自由、民族和均富的追求。而这也恰恰就是现代革命的源泉。“革命猛兽往往出现于旧观念开始崩溃，新观念尚未确立的危险时刻。”——《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王陶陶在19世纪基督教观念急剧衰退、现代化思潮和教育迅速崛起的欧洲，在20世纪初君臣观念土崩瓦解、新式思潮和教育开始涌现的中国，都曾是革命和动荡的温床。这一点，古今中外，莫衷一是，印度同样不能例外。另一方面，现代化经济将会在无形之中瓦解印度教赖以幸存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宗教信仰之所以能够虔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信徒的价值观闭环。“人是一种追求社会认可的物种，他对自身行为和价值的坚定性取决于周边对其的肯定程度。若能获得周边之人的赞美、仰慕和鼓励，将会极大增强其行动的勇气，反之则会削弱。故而成功的传销需要构建一个封闭的小众环境，建立起肯定鼓励的氛围并屏蔽外来质疑的声音，从而使乌合之众变成了坚定奉献的勇士。反之，一旦亲友的质疑声音开始介入，并开始弥漫于参与者的耳旁，勇气就会消散，信念亦将萎靡。这一点，无论是革命者，还是统治者，甚至企业家都不可不察。”（摘自《无可匹敌的力量，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强化》）宗教的维系同样如此，信仰的虔诚离不开信徒的自我封闭。基督教的极度虔诚离不开中世纪欧洲的僵化封闭的小农社会，然而，一旦商品贸易和人口流通开始繁盛，随着农民大举进入城市务工，社会分工加剧，封闭旧教区不断瓦解，新的教区也始终难以在流动的人口中建立起来，最终天主教的信仰衰微了。就像1825年3月，大政治家梅特涅亲王在巴黎考察时所写的那样：“在八十万巴黎人当中，竟然只有八万妇女和一万男人勉强对基督怀有信仰，而其中三分之一也不再接受洗礼，上帝都衰微若此了，法王神授的权力又如何得以稳固？”印度教之所以能够如此的虔诚，恰恰在于印度社会极度封闭隔绝的农村社会体系（潘查亚特制度，印度斯坦语：??????? ???；英语：Panchayati raj）。牢固的村社制度犹如千年的枷锁，将印度农民牢牢地摁在乡村之中。在2005年的印度人口发展调查数据显示，印度男性的进城率仅为6.8%，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2009年的数据则显示，70%以上的印度人口流动局限于农村之间，跨区（邦）流动仅为26.1％（农村间流动占了一半）。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口流动的相对封闭，恰恰是印度教能够持续虔诚的重要基础，而现代化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人口流动将不可避免地削弱这一切，并带来类似于俄国斯托雷平市场经济改革意识形态的后果，从而为新思潮的壮大提供土壤。1975—2000四国城市化率的变化，印度城市化速度极慢Source: UNDP2002
1906年俄罗斯帝国首相斯托雷平的农村改革，消灭了俄国村社对农业的制约，制造了现代化的农业经济，但同时也消灭了封闭的俄罗斯农村，重创了俄罗斯农民的东正教信仰，而后者是沙皇权威的根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现代化市场经济的竞争将会摧毁相当多婆罗门、刹帝利等高等种姓人群的经济优势，并使这些拥有极高自负的群体变成现实世界的破落户，并引发激进的印度教意识形态。总之，现代化的思潮和教育，以及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将会削弱甚至摧毁、扭曲古老的印度教观念，并为新型意识形态的崛起创造条件——这对一个严重依赖印度教精神锁链的国家来说，是祸非福。就像19世纪的奥地利帝国（天主教观念下的多元民族帝国）、奥斯曼帝国（君主契约和伊斯兰教观念下的多元民族帝国）和清帝国（君臣体系观念下的少数民族帝国）一样，未来的印度，愈是推动深层次的现代化，她维系国家形态的旧观念，就会变得越脆弱，国家的分裂倾向就会越严重。这是一切旧形态国家难以弥补的缺憾，并非印度所能幸免。莫迪改革的矛盾性及其后果事实上，莫迪政府提倡的印度教主义，乃是维系印度国家统一，消弭潜在革命，动员印度大众的不二选择。但必须意识到的是，这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过程。莫迪政府以“复兴摩罗”之名推动的现代文化、政治和经济诸多改革，一方面现代化会削弱古老印度教的意识形态号召力，并加剧革命和分离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一旦印度教的意识形态被完全标榜，考虑到穆斯林与印度教长达千年的恩怨（摩罗圣庙（相当于印度教文明的黄帝陵）改为清真寺），以及莫迪依托屠杀穆斯林上位的可托之鉴，在失去莫迪这般能够控制局势的政客之后，印度未来几乎很难避免邯郸学步的后来者推动的宗教屠杀。因此，在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共识出现之前，印度的现代化前景并不完全乐观。现代化是一场漫长的疾风暴雨，若非有强健的国家体格，否则绝难在期间幸存。因此，即便莫迪的印度能够侥幸成功，但也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新当选的印度北方邦部长僧侣政客约吉·厄迪特耶纳特（中），是一个公开鼓吹屠杀净化穆斯林的极端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客，他拥有他偶像莫迪的信念，却远没有后者的自知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