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实是我国著名的马列著作翻译家，编辑出版家，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担任生活书店总编辑，后兼任理事会主席，主编《世界知识》期刊。团结许多进步著译者，编辑出版许多进步刊物，传播革命思想，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
1941年7月，张仲实到了延安，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编译主任。校订从英文版翻译的《列宁选集》20卷。
此后，张仲实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处处长等职，主管马恩列斯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
1947年2月，张仲实作为延安各界慰问团副团长到吕梁前线慰问作战部队。在文水县，他听说了一则女英雄英勇就义的悲壮故事——即15岁的女英雄刘胡兰面对敌人威吓，从容死在了敌人的铡刀下。
张仲实耸然动容。他经过深入浅出的研究调查，弄清楚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派人前往云周西村慰问了刘胡兰的父母亲。
他还和当时担任晋中地委书记的解学恭就“如何在战区进行党员教育”的问题展开讨论，建议把刘胡兰英勇就义的典型事例，作为教育党员的活教材，大力宣传。
解学恭热烈响应的张仲实的建议，决定在刘胡兰烈士墓前立一个石碑，并请张仲实同志写碑文。
张仲实认为刘胡兰是个了不起的英雄，由自己写不合适，他正色地回答解学恭：“等我回到延安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后，还是请中央负责同志为刘胡兰写碑文，这样有利于宣传刘胡兰的事迹。”
3月25日，张仲实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东吴寨向任弼时同志汇报了慰问团在晋中战区活动的情况，并特意汇报了刘胡兰烈士的事迹，向任弼时建议说：“纪念刘胡兰烈士一事，最好请毛主席写个匾，或题几个字，以示表彰。”任弼时表示赞同。
3月26日，任弼时向毛主席的汇报了刘胡兰的事迹，并请主席题词。
毛主席被刘胡兰的英雄事迹所感动，心情异常沉痛。
毛主席的贴身卫士长李银桥后来回忆说：当时，主席轻声念着：“刘胡兰！刘胡兰！”两眼湿润地长叹一口气，挥笔疾书，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遒劲有力的醒目大字。

可惜，题词稿送达文水县后，因战争关系，不慎遗失。
1956年12月，共青团山西省委作出纪念刘胡兰就义10周年的决定，同时恳请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重新题词。
1957年1月9日，毛主席二话不说，再次为刘胡兰亲笔题写苍劲而豪放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毛主席为一个人两次题同样内容的词，乃是绝无仅有的事，足显对刘胡兰这位女英雄的重视和褒扬。

就在毛主席第二次为刘胡兰题词的十几天前，即1956年12月20日，隆化县计划扩建董存瑞烈士陵园，修建董存瑞纪念碑。当时隆化县人民委员会民政科专门从事陵园筹建工作的冀兴坡，匆匆地带着县委和县人委的信前往北京，也请毛主席给董存瑞烈士题词。
信里面还特别强调，隆化县全县22万人民热切地盼望着毛主席能给董存瑞烈士题词。
但是，事情迟迟没有结果。
为此，冀兴坡后来又连续三次赴京到内务部优抚司催此事，但题词的事儿还是没有着落。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冀兴坡、以及关心此事的隆化县子弟对此事翘首期待，且疑窦丛生。
董存瑞是在解放隆化县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战斗英雄。
1948年5月25日，抱着炸药包冲至敌人桥型暗堡的下面时，因身边无处安放炸药包，紧急时刻，董存瑞用自己的身体充当支架——手托炸药包，壮烈牺牲，当时，尚未满19岁。
在此前，董存瑞先后荣立大功三次、小功四次，荣获勇敢奖章三枚、并且获得过“毛主席奖章”一枚。
按理说，董存瑞的事迹也同样壮烈、也同样感人，毛主席既然肯为刘胡兰题词，那也应该肯为董存瑞题词的呀。
但是，冀兴坡去了四次内务部优抚司，事情还办不下来。
到了1957年6月初，冀兴坡第五次来到了内务部优抚司。
这次，邹司长把一张16开大的题词小心翼翼地交给了冀兴坡。
冀兴坡激动得差点要流下了热泪。
但是，他轻轻打开了卷起来的题词，上面写的并不是人们所熟悉的“毛体”书法，即题词者并不是毛主席。
是谁的字体呢？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的字体！
上面的题词是：“舍身为国，永垂不朽”八个大字；下面落款赫然为“朱德，一九五七年五月廿九日”。

朱总司令的题词当然也让人万分激动，但是全县人民是请毛主席题词的，怎么换成了朱总司令了？
冀兴坡的脑袋里闪出一连串疑问号，大惑不解。
他愣愣地看着邹司长说：“为刘胡兰题词的毛主席，为董存瑞题词为什么不是毛主席呢？”
看着冀兴坡满腹疑的样子，邹司长笑呵呵地解释：“毛主席说了，刘胡兰是群众，他可以为群众题词；董存瑞是军人，军人嘛，还是请总司令题词合适。点击查看：毛主席两度衡山算命，老先生语出惊人！
原来如此！
冀兴坡恍然大悟，大为心悦诚服。
毛主席这么做，即是对朱总司令的尊重，也是对董存瑞烈士的重视啊。
冀兴坡将题词带回隆化，向大家一解释。大家听了，也全都心悦诚服。
1957年10月18日，朱总司令为董存瑞烈士的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八个镏金大字，被镶嵌在落成的高14.5米的董存瑞烈士纪念碑碑体的正面，标榜后世，垂范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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