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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海500年:中国海洋大国的没落与崛起(深度长文)

阅读量：3617784 201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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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之中国早已非昨日之中国！
中国一点都不能少！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背后是实力的支撑！

当然，要想细究这一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则必须放在更广阔的地域环境和更辽远的历史背景下来打量，才能更为清晰。
可以说，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失海史。
毫无疑问，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浩瀚的大海曾经是天然的屏障，护佑了中华文明在这块广袤的大陆上茁壮成长。但从1840年开始，这种宁静的生活已经被永远击碎了。这一次，来自海洋的危险，不像过去从北方冲决而下的游牧民族，可以再一次被华夏文化所同化了。
25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家狄未斯托克曾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也即是说，失去了大海，就失去了未来。因此，中国近代史，就只剩下一声长长的叹息。
其中，1511年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年份。
可以说，自唐宋航海技术大发展以来，中国一直是西太平洋区域最重要的海上势力，中国商船频繁往来于黄海、东海、南海，甚至印度洋的各个港口。作为南海出入印度洋的咽喉——马六甲，也在中国掌控之中——是这里的宗主国。但自1511年葡萄牙人攻陷马六甲之后，西方人纷至沓来，而这一过程，又恰好与中国主动放弃远洋，采取保守的“海禁”政策的时间段相吻合。
失去了大海，就失去了未来。马六甲的沦陷使得扼守南中国海的门户彻底暴露。300年后，中国遭遇了与马六甲同样的命运。一则数据是：从1840年到1949年这100多年间，中国大陆至少遭受了世界列强479次的入侵，中国几乎所有的重要港口，还有港湾岛屿，更是屡遭外强蹂躏。
大国争霸的世界近代史昭示，在这个71%被海水覆盖的星球上，所有大国的兴衰都取决于海上。正因为如此，丘吉尔在当选为英国首相后，还经常身着海军的制服。也正是因为如此，每当世界发生危机时，美国总统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总是：“我们的航空母舰在哪里？”
挫折是成长的代价，失败是前进的动力。在历史的汪洋中，没有哪一种文明能够永远保持一帆风顺。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但换一种思维，也是一部重新走向海洋的历史。可以说，重新发现或认识海洋，是近代中国最大的转变之一，当“海防”、“海军”、“海权”成为这个农耕国家频频运用的词汇时，我们的蓝色领土才具有了现代的意义。而这种转变，至今仍在延续——中国必须重新成为一个海上强国，且必须是理念上的，而不仅仅是国力上的。
不错，在失海500年后，作为一个海洋大国的中国又回来了！
1，海洋帝国的崛起

沉没在海底的南宋商船
大陆渐行渐远，海水的颜色越来越深，而船上气氛也变得越来越沉闷。这是1817年的夏天，又一个英国使团从中国铩羽而归。失落的使臣阿美士德越来越坚信，只有武力才能敲开中国的大门。6月27日，帆船停靠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那个曾经横扫欧洲大陆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被囚禁在这里。阿美士德很想听听这位传奇人物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令人意外的是，拿破仑对英国人的观点充满了蔑视，“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睡狮的最南端是一片蓝色。那是南海。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在《大国思维》一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1987年，菲律宾前总统访华拜会邓小平谈到南沙主权问题时说：“至少在地理上，那些岛屿离菲律宾更近。”邓小平抽了口烟，说：“在地理上，菲律宾离中国也很近。”
是的，菲律宾紧邻中国的蓝色领土，离中国的黄岩岛只有约100海里的距离。而在历史上，最迟自宋元以降，包括菲律宾在内的诸多东南亚国家，都曾是中国的藩属国，是多个朝代的一个巨大的战略缓冲区。
虽然华夏文明一直多以土为尊，但中国从未停止过出海的努力。受秦始皇资助，徐福率领一支满载五谷种子、数千青年男女及工匠的大规模船队“东渡”，无论是否去寻仙药，此举都算是有组织的海外拓展。
东汉，海上丝绸之路已绕过印度半岛，通航罗马。三国时期，孙吴政权越过海峡经营台湾，并派遣官吏向西探索新航线。及至唐初，经白村江海战，唐朝水军凭借坚船利器，击溃10倍于己的日本舰队，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
海洋贸易的兴盛是“盛唐气象”的当然表现之一。初唐就设立了专门机构，管理船舶、商人并征税。“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其中一条被记录的 “夷道”，从广州出发，经过南海远达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沿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14000多公里。而至宋元，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更是繁荣一时。
开封，北宋的都城。公元1068年7月，皇帝、士大夫、甚至平民百姓都在翘首企盼着一个人的到来。街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至。”
介甫，是翰林学士王安石的字。此前的十多年间，他一直呼吁变法。可惜，他的主张没有引起皇帝的兴趣。先皇驾崩，他的儿子、18岁的神宗皇帝立刻召见王安石。神宗不能不急。继位3天，他视察了国库。令他大吃一惊的是：“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和历朝历代一样，宋朝的主要威胁一直来自于北方的游牧民族。为了安全，宋朝不得不保持庞大的常备军。养兵、再加上巨额战争赔款，使得宋朝国库空虚。
为摆脱“内忧外患”，在宋神宗毫无保留的支持下，王安石开始强力推行新法。众所周知，新法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正是在这次变法中推行的海外贸易一策，使大宋得以南宋的形式，又延存150年。
在新法中，海外贸易被赋予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宋神宗曾说过：“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他要求臣下“创法讲求”，以期“岁获厚利，兼使外藩辐辏中国……”为此，朝廷还在外贸重镇广州，率先施行了《广州市舶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海贸易法规。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最终导致北宋的灭亡。然而，靠着强大的海上贸易，南宋开始了——虽然处于绝对劣势，但南宋拥有一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海上力量的水师。这支水师拥有十几种舰艇，其中一种叫“飞虎”船的，已经开始使用螺旋桨推进。装备最好的“福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刃”，易于破浪前进，船上装备了平衡舵、升降舵，在狭窄的海道和多礁石的海区作战游刃有余。同时，这支水师还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系统：火器。当欧洲人还在苦练剑术的时候，南宋战船已经装备了弓射火箭、火毯、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诸多火器。
公元1130年正月十六，宁波港外波涛汹涌，南下的金军迎头碰上了严阵以待的南宋水师。结果显而易见，金军一触即溃，仓皇北顾。当金军准备在镇江渡过长江时，宋将韩世忠又率水师从长江口西上，截断了金军退路。再之后，金朝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水师在黄海水域遭遇南宋水师的致命一击——自此，金军再也没有能力消灭偏安的南宋。
强大的水师决定了南宋王朝的安危，在中国历史上，这种现象绝无仅有。
摆脱了生死存亡的威胁，南宋必须面对庞大的经济压力。
北方沦丧，使南宋朝廷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税收。而长江、两淮、川陕之间长达数千公里的边防线上，需要备战、养兵。巨大的国防开支，几乎将南宋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王朝该如何维持下去呢？南宋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大海。如果说，在汉、唐时，由于大陆的强盛，海外贸易只是锦上添花的话，那么南宋，却不得不将它视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为了鼓励海外贸易，南宋的历代皇帝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政策。在朝廷的鼓励下，在利益的驱动下，庞大的商船队扬帆出海。
1974年，在福建泉州出土了一艘宋代船只的残骸。复原之后，900多年前世界上最大、最坚固、最先进的航海工具展现在人们面前：大船可载1000人，内有水手600人，兵士400人……而在南宋官员的笔记中，大船不仅能够储藏数百人，在海上航行一年所需要的粮食，而且还可以养猪、酿酒。
指南针正是在这一时期发明的。这不仅为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拉开了现代世界的帷幕。马克思说过，“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
凭借无可比拟的实力，宋代的中国船长们不仅牢牢掌握了环印度洋航运的控制权，而且将贸易航线延伸到了非洲东海岸。与此同时，由此而来的巨额收入，源源不断地流入南宋国库。自秦汉以来，中国政府的主要收入依赖农业税收，但是在南宋，商业税收首次超过了土地所得。这种现象，在传统中国也是孤例。
甚至，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南宋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而它放射出的光芒，沿着海路，逐渐辐射到整个亚洲。而随后更加强大的元朝最终征服南宋，也是靠强大的水军。
2，1433年：中国海权的拐点

郑和（1371年－1433年）画像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大明朝的建立，从某种程度上断送了中国强大的海权。
明洪武四年，即公元1371年12月，朱元璋的一纸禁令使延续了1500多年的民间航海和自由贸易趋于窒息。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没有延续唐、宋、元各朝鼓励远洋贸易的策略，而是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呢？这与他的起家有关。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由赤贫起家的皇帝，朱元璋坚信“农桑”才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尤其是开国之初，面对“兵革连年，道路榛塞，人烟断绝”的残破局面，他希望通过“计口授田”，把农民约束在土地上以发展经济。另一方面，本身靠平民暴动起家的他，对逸出国家权力的“乱民”格外敏感。所以，在以后的岁月里，朱元璋不仅多次下诏彻底禁止民间海洋贸易，甚至连渔民出海打鱼都在被禁之列。
好在出了一位“逆子”朱棣。公元1403年，刚刚登上皇位的朱棣向28个国家派出使节。他修订了父亲对商业和商人的歧视性律令，并解除了对胡椒等舶来品的进口限制。朱棣谕令官员说，“今四海一家”，“边关立互市，所以资国用。来远人也，其听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位从侄子手里夺下江山的皇帝，依旧不敢碰“开国禁海”这条祖宗旧制，坚持限制民间出海，同时用官营的船队垄断了海洋贸易——最重要的是，皇帝“部分开海”的主要目的为宣威，而非盈利。
1405年开始，郑和率领一支两百多艘船、两万多人的庞大船队，“云帆蔽日”，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印度洋上。依靠旗语和钟鼓，抛锚的命令被迅速地传递到317条大船上。868名文官，442名将校，35名通事，180名医生以及1万多士卒、水手、工匠……有条不紊地做着登陆前的准备。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组织的最大船队，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任何一支船队的规模可以与之媲美。当时的国王亲自到港口迎接天朝的使节。他小心翼翼地询问使节来访的目的。
在家门口，毫无预兆地一口气出现2万多名官兵、几百艘大船，任何人都会小心翼翼。
郑和下西洋，跟纪元前二世纪张骞通西域一样，都是为中国凿开一个过去很少人知道的混沌而广大的天地。他们对国家贡献和东西文化交流，有伟大的功绩。不过，张骞处在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而郑和却处在一个暮气日增的时代，所以结局完全不同。
朱棣逝世六年后，因朝贡的国家减少，当时的皇帝朱瞻基（朱高炽的儿子），命郑和做第七次出航，也是最后一次出航。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1430年，郑和率领船队最后一次来到马六甲。七次下西洋，他六次造访这里。此时的马六甲王国，被中国称为满剌加。它处在战略通道上，是亚洲出海口门户，谁控制这里，谁就是亚洲海洋霸主，因此受到明朝廷的高度重视。在朱棣登基的当年，也就是1403年10月，就派遣宦官尹庆往谕满剌加，赠送其国王礼物，并开了永乐朝御笔题赐的先例。此后的一个世纪中，马六甲与明王朝维持着密切的关系。那时的南中国海真正成为中国的内海。
很快，历史的车轮驶到1433年，也就是明宣德八年。这一年四月，在海上漂泊多年的郑和死于古里。他这次远航，是中国控制南海辉煌的顶峰，也是退缩乃至没落的开始。
这年八月，明宣宗朱瞻基敕令漳州卫指挥同知石宣等，“严通番之禁”。
自此，明王朝再也没有派船远洋航行。民族国家与海洋权益意识的缺失，造成了帝国对海外利益的自动放弃——诚如英国近代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所说：明代的水师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任何时代都出色，甚至较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于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可说不是他的对手。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威慑力量。但这支没有对手的水师却不可逆转地选择了自杀，一艘艘海船停泊在寂寥的港湾里，任凭岁月流逝，悄无声息地霉烂着、腐朽着……
值得深思的是：当中国人“像村庄一样巨大”的宝船一天天从大海上消失之际，欧洲航海家们却在中国罗盘的指引下，驾驶着“像房子”一样的帆船，向富饶的东方一步步逼近。
同样是在1433年，僻处欧洲西南一隅的小国葡萄牙的国王若昂一世也去世了。不过，他的儿子亨利王子继承了他的海上扩张政策。——69年后（1502），葡萄牙王国舰队司令达伽玛绕过好望角，攻陷印度半岛南部的加里库特城（即中国所称的古里，今卡利卡特市），征服锡兰山王国，自称印度总督。随后，盛极一时的马六甲，引起了这个西方新兴海权国家的觊觎。终于，在1511年，这个大明王朝的藩属国被葡萄牙人攻陷。
失去了马六甲的明朝，使帝国最南端的海上大门大开，从此再也无法阻挡西方殖民者的东来。台湾学者张存武曾说过，葡人之东来才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而拥有了在马六甲，葡人看到了前进东方的希望，也开启了葡萄牙海上帝国最“灿烂”的历史。此后一个多世纪，依靠海上霸权，这个只有20万平方公里土地、230万人口的国家，在欧洲保持了无所匹敌的强势。
1517年，葡人正式达到中国东南沿海。1557年，他们以“借地晾晒水浸货物”为借口，获准暂居广州一个称之为MACAU的小渔镇，也就是澳门。
但专制的王权，也从根本上阻碍了民间资本的崛起，从而注定了葡萄牙盛极而衰的命运。在东亚，如果说16世纪是葡萄牙人的世纪，那么17世纪则明显是荷兰人的世纪。1641年，马六甲落入新任海上霸主荷兰的手中，继而对中国台湾进行了侵略。
福之祸之所伏，也许是荷兰的发展太过顺畅了，以至于无法适应18世纪的商业革命，很快又给“后起之秀”英国替代。1824年，英国正式“掌控”了马六甲，从此打通了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可“东进”亦可“西退”的绝对海上通道，一度主导了包括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南海区域在内的数百年间的历史走向。
3，强敌来自海上

郑成功塑像
随着郑和的去世，明政府重新关闭海洋的大门。不过，政府方面有组织的航海事业虽然中止，民间并没有中止。反而由于郑和一连七次强大的海上武力展示，使民间的海上活动加强。尤其沿海一带居民，广州、泉州、潮州、漳州、以及客家人，大批地私自闯关，涌向海外，迁移到南中国海各国，使原来已有中国人的地方更为繁盛，而一些荒野也由中国人开垦，成为良田。
在郑和去世200年后的1633年10月22日，清晨，金门料罗湾，9艘不可一世的荷兰战舰突然遭受来自中国水师的袭击，刹那间，炮火和硝烟将这个宁静的港湾变成了沸腾的战场。
它的指挥者是一个几乎被中国历史淡忘的“海上国王”郑芝龙。
明隆庆元年，即1566年，迫于压力，朝廷终于开放海禁，“准贩东西洋”，指定“发舶地”为今天福建的海澄。但禁海难，开海更难。中国海商与移民所面对的世界环境，与200年前郑和航海时期已经完全不同了。
过去，中国的海上势力在技术与规模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如今，中国已处在西方扩张浪潮的边缘，中国海商所面临的既是从事贸易航运的企业，又是从事殖民征服的军队，重出外洋举步维艰。
这是一场争夺制海权的战役。料罗湾大捷彻底摧毁了荷兰人在南中国海建立的贸易霸权。1640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与这位中国“海上国王”达成航海与贸易的若干协定，并开始向郑芝龙朝贡。所有在澳门、马尼拉、厦门、台湾、日本各港口间行驶的商船，都必须接受郑氏集团的管理。
中国势力自郑和之后200年，重建了远东水域的海权，赢得了一次抵御西方扩张，挑战外洋，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竞逐富强的机会。
但遗憾的是，这最后的一线光明也将被扑灭。公元1646年，南明平国公郑芝龙作出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抉择：叛明投清。但清政府不仅没有兑现让他成为“三省王、闽粤总督”的承诺，反而迅速挟持其北上。
5年后，郑芝龙被清廷处决。就在这一年，1661年4月21日，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亲率2万余人的大军，300艘战舰，从金门起航，浩浩荡荡，收复了被荷兰人盘踞37年之久的台湾。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1662年6月23日，这位民族英雄就去世了，年仅38岁。3个月前，他派人给占据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送去了战书。
在成功收复台湾后，康熙曾一度解除“海禁”。但开海之后，沿海居民与海外交往日益频繁，而在南洋生活、经商的华人群体不断壮大，这引起了满清政府恐慌——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掌权者，这种恐惧心理甚至比“穷小子皇帝”朱元璋更甚——他们担心这些人如当年郑成功一样，在海外建立抗清基地，聚集反清队伍。
于是，1716年，也就是康熙五十六年，清廷再次下令各省商船禁止前往南洋贸易，严防定居南洋的华人返回国内。已到晚年的康熙皇帝，在禁海上谕中说：“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不难理解，一个少数民族皇帝统治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其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消释猜忌与防范的心理。
康熙在开海与禁海问题上的思考模式，继续影响到雍正、乾隆及其朝中的官员，甚至更远。
时间很快就到了1895年。这年2月，北洋舰队危在旦夕。刘公岛外，由20多艘军舰组成的日本联合舰队封锁了出海口。北洋舰队残存的大部分舰艇失去了航行能力，只能作为固定炮台使用。朝廷的援兵，远在数百公里之外……
此时，舰队司令官——水师提督丁汝昌，接到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佑亨的劝降书：
“贵国目前的处境……源于一种制度……这是几千年的传统：当贵国与外界隔绝时，这一制度可能是好的。现在它却过时了。在今日的世界里，已不可能与世隔绝了。”
“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出不了海洋就守不住海岸，而失去海洋也最终将失去家园。”
“您知道，30年前日本帝国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您也知道我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争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如能这样，就会一切顺利，否则它就可能灭亡！”
现在读来，这封劝降书是何等地振聋发馈！
事实上，清政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海防的问题，康熙在晚年曾告诫自己的孙子：“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但除了增加几门岸炮外，清政府三次颁布“迁海令”，把沿海30里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并禁止人民出海贸易。用人为制造的无人区，来隔离可能来自海外的威胁。
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评论道：“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
甲午战争的惨败，令国人感到异常愤怒，一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民间迅速传递到清廷，由是，大清被迫正式迎来庶民参政的高潮。海防、海权再次成为上下共同的目标。
“善谋国者，应以敌之沿岸为第一道防御线，公海为第二道防御线，至于自国之沿岸则第三道防御线矣。战争而至于自国之海岸要塞为防壁，则公海之海权必完全落入敌人之手，其迫促之情可想。稽之战纪，几见有仅凭海岸要塞抗敌而能固吾圉乎？”这篇发表在《海事》第3期上的文章把海疆防御线分为敌国沿岸、公海和本国沿海三道，在当时真可谓振聋发聩。即使是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是美国等国海军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一个国家的海防线有两种，一种是看得见的国家海域防守线，一种是隐性的战略防御线，战略防守线越远离本土，本土就越安全。
1906年，政务处的一份奏章里，明确出现了“海权”一词。而海军处也于1907年建立了。从这一年开始，海防、海军、海权、海洋，在中国社会上下都形成了一种新的认识，也正是从此时开始，中国人开始了其艰难的重入海洋之旅。
4，“郑和又回来了！”

2015年3月26日，中国海军第十九批护航编队暂时中止护航任务，赴也门分两批将571名中国公民和8名外籍人士安全撤离至吉布提。
1916年，刚刚粉碎了袁世凯的复辟梦，孙中山就在夫人宋庆龄和蒋介石等人的陪同下，专程从上海赶到盐官镇，观赏“壮观天下无”的钱塘潮。
近代中国，与海洋渊源最深的政治家无疑是孙中山。在短暂的59年的生命历程中，他4次横渡太平洋，4次横渡印度洋，6次横渡大西洋……一生在海上航行2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转了5圈。
谈笑间，一平如镜的江面上，出现了一条长长的银练。如城墙般的海浪，从遥远的天际逼来，渐移渐近，忽然化成一座横亘江心的银山。
万马奔腾，惊雷贯耳。联想到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坎坷和艰难，孙中山感慨万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这16个字，如同眼前这汹涌的钱塘潮一样，振聋发聩，在东亚大陆上久久回响！
1919年，在《太平洋问题序》中，孙中山提出：“何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海权之竞争，自地中海而移入大西洋，今则由大西洋移于太平洋矣！”“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
但遗憾的是，直到1925年病逝，中国的门户权依然是他最担忧的问题：“中国之海军，合全国之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
是的，弱国无海权。
1933年4月，中国军队正在长城各口奋勇抗击从东北汹涌而来的装备精良的日军，长城告急！平津告急！华北告急！此时，遥远的南海也传来警报：法国人出兵，侵占了我南沙九岛！
一边要对付胃口越来越大的日本人，一边要对付南方不断起兵的内部造反势力，在内忧外患中疲于应对的国民政府，并没有示弱，向法国发出了严正的抗议。
但更具荒诞意义的是，当1933年法国政府强占南海九岛后，在中国政府抗议的同时，日本政府也向法国提出了抗议。并且，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日本最后以武力将我南海诸岛统统纳入了自己的范围。
多行不义必自毙。随着战败，日本政府被迫表示“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将之交还给中国。
中国开始了一步步收复海权的努力。1949年，在中国大陆还未获得全部解放之时，毛泽东的目光就已经转向了海洋，他奋笔疾书：“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
1958年9月4日清晨，万籁俱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及其上空。”
在鸦片战争爆发118年后，中国人终于有能力向世界宣示自己的海权，屈辱了一个世纪，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
陌生的海域一天天变得熟悉，一个新的时代正乘风破浪而来。当2008年底，由“武汉”号、“海口”号导弹驱逐舰和“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的中国海军首批护航编队出现在距离本土4400海里之遥的非洲之角时，美国《华盛顿邮报》评论道：
“郑和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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