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所说的创新，除了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创新，还包括科技创新。创新需要人才，在创新比较成功的城市，不难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它们大多是或曾经是移民的城市。移民具有和创业者、企业家比较相似的地方，即冒险精神和成就事业的欲望。因此，能够以较大概率创新成功的人才来自移民。
曾经担任美联储主席近20年的艾伦·格林斯潘和他的合作者完成的《繁荣与衰退—一部美国经济发展史》，给出了支持上述判断的若干数据。
19世纪，美国人口几乎增至原来的15倍，从530万到7600万，这个比欧洲大陆任何一个单一国家（俄罗斯除外）的人口都要大的规模，靠生养是肯定做不到的。到1890年，80%的纽约市民，87%的芝加哥市民，都是移民或者移民后裔。移民或原住民创业是否成功，都是一个概率，但前者的概率远高于后者，是不争的事实。
在美国的知名企业家中，移民或移民后裔的比例是惊人的。截至2010年，《财富》500强名单中有18%的公司（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杜邦、易贝、谷歌、卡夫、亨氏和宝洁）都是由移民创立的。如果加上移民子女所创立的公司，该比例应为专利的贡献率在25%以上。
移民自身的冒险精神和成功欲望，再加之他们带来的极具包容性的多元文化，对于形成创业创新生态，有着难以复制的独特优势。
深圳是一个经典的案例。一张白纸上建立特区，这就决定了深圳的独特体制和大规模移民。正是移民的到来，出现了大量的创新公司、完善的创新生态，乃至独特的创新文化。深圳在这40多年取得的成就，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领袖云集，就是毋须再多加解释的证据。
人们会问，大规模移民可遇不可求，没有大规模移民的城市怎么办？换一个问法：新时代创业创新人才的增量来自哪里？答案是确定的、唯一的：来自大学，包括普通高等院校和职业高等院校，尤其是办学质量一流的好大学。

好大学能够吸引来自其他城市的移民，而且，数量大、质量好。北京为什么在创业创新方面有较好的表现，最重要的解释，就是北京有好大学；近10多年来，中国南方几座在创业创新和新兴产业上有上佳表现的城市，如杭州、成都、南京、长沙、武汉、合肥等，无不有着几间好大学。而且，这些好大学毕业生留在所在城市的比例正不断提高。
数据显示，早些年，中国科技大学留在合肥的学生不超过10%，现今已在1/3左右。在成都听到这么一句话，电子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原来只有一成在成都就业，现在有九成；在中国的中南部，长沙和南昌相距不远，大部分发展条件相似，为什么长沙能够异军突起，南昌仍在蓄势待发？一个可信的答案，就是长沙有好大学，南昌则基本没有。好大学带来一定规模的移民，对创业创新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好大学要和好的创新生态（包括创业生态和产业生态）互动。二者孰为根本，可能见仁见智。我的看法是，好大学更为根本，否则，就是无源之水。好大学本身就是创新生态的重要相关主体。在硅谷，先有斯坦福大学，才有了旁边的科学园。
然而，创新生态至关重要。就像深圳，在较长时间没有好大学，凭着特区和相对最优的创新生态，引来大规模移民，填补了没有好大学的短板。时至今日，深圳有着比任何城市都更加高涨的办好大学的热情，就是认识到大规模移民的时代过去了，唯有好大学才能带来一定规模的移民。地方政府从长计议，抓住好大学和创新生态这两个重点，必然会在创业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上见到成效。
作者 |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教授 陈宪
编辑 | 曹柠
排版 | F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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