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25日，投哪鲤俱乐部在商学院举行第3期活动，主题是讨论投融资研究动态并Stata进阶讲解。来自南开大学财务管理系的博士、硕士和本科生等近20个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首先由博士研究生杨雪从近期的三大英文金融学杂志(JF、JFE、RFS)、三大英文经济学杂志(AER、JPE、QJE)挑选了关于投融资主题的最新研究论文进行讲解。这些论文涉及较多的话题依次是：创新(Innovation)、创业资本(Venture Capital)、资本配置(Capital Allocation)和负债(Debt)。但在我们看来，这些话题都属于投融资，其中创新属于无形资产投资，资本配置包括外部资本配置和内部资本配置，前者属于公司融资，而后者属于公司内部投资。因此，这些文献大都属于考察各种因素与公司投融资行为的关系。讨论不仅来自于大家不同的关注点，还来自于大家对英文原文的理解差异。
接下来由硕士研究生运明娇和曲正艺对《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三大中文期刊的相关文章进行解读。文章大多结合了宏微观因素，讨论的话题集中于各种因素对公司投资行为（包括金融投资、资源错配、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
最后部分是硕士和本科生现场学习和操作Stata。Stata是研究中用于数据分析的主流软件之一，虽然部分学生还不太会Stata，但有的同学可是会R会SAS会Python呢！优秀！这样大家可以就Stata、R、SAS、Python进行广泛探讨深入交流，艺多不压身！
投哪鲤俱乐部是覃家琦教授倡导的一个聚焦于中国投融资研究与实践的交流平台，除了线下活动，俱乐部还有投哪鲤微信公众号和投哪鲤网站(Tounali.com)作为线上活动，大家在俱乐部中一起遨游一起成长，做一条投融界的有理想的鲤鱼：想投哪里，就投哪鲤。 
 附：论文讨论摘要[1]Piacentino, G. 2019. Venture Capital and Capital Allocation.The Journal of Finance, 74(3): 1261-1314.本文证明了风险资本家建立声誉的动机可以在一级市场产生有益的影响，即减少信息摩擦并帮助公司上市。因为不知情的风险资本家受声誉驱动想要表现出知情的样子，由于对支持的公司所知有偏，资本家就会通过不扶持公司上市来避免将低价值的公司推向市场，以免暴露自己缺乏信息。平衡状态下，声誉驱动的风险投资家扶持的坏公司相对较少，这就产生了一种认证效应，缓解了信息摩擦。然而与此同时，他们扶持上市的好公司也少了，因此，如果这些公司里面好公司居多或者这些好公司盈利时，声誉动机就降低了福利。[2]Chang, X., Chen, Y., Wang, S. Q., Zhang, K., Zhang, W. 2019. Creditdefault swaps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34(2): 474-500.本文证明公司债的信用违约互换(CDS)交易对其技术创新产出（专利和专利引用）有积极的影响。这种积极影响在更多依赖债务融资的公司或在CDS交易前受到贷款机构持续监督的公司中更为明显。此外，在CDS交易启动后，企业会追求风险更大和具有原创性的创新，并产生具有更高经济价值的专利。进一步的分析表明，CDS通过提高贷款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借款人在创新过程中的风险承担能力，而不是通过增加研发(R&D)投资，来提高借款公司的创新产出。综上所述，本文的发现揭示了信用违约互换对企业投资和技术进步的真实影响。[3]Grieser, W., Liu, Z. 2019. Corporate Investment andInnovation in the Presence of Competitor Constraints.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32(11):4271-4303.本文研究了投资行为和竞争对手融资约束之间的关系。采用公司内部专利引用和基于文本的产品市场相似性数据来识别非转移的(intransitive)竞争网络，本文发现，当竞争对手的约束趋紧时，公司增加了投资支出、专利活动和机会主义的雇佣(opportunistichiring)。此外，公司改变他们的投资组合（产品市场和专利组合），以更积极地与相对受约束的竞争者竞争。为了减轻内生性问题，我们利用2004年美国税收减免和1989年垃圾债券危机作为对竞争对手约束的外生冲击，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4]Gopinath, G., Kalemli-?zcan, S., Karabarbounis, L.,Villegas-Sanchez, C. 2019. Capital Alloc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SouthEurop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2(4): 1915-1967.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南欧国家经历了生产率增长缓慢、实际利率不断下降的时期。我们使用西班牙制造业公司在1999年至2012年之间的数据，记录了公司间资本回报率的离散度显著增加，劳动回报率的稳定离散，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资本配置不当而造成的生产率损失的显著增加。本文建立了一个依赖规模的金融摩擦模型，该模型与企业基于生产和资产负债表的行为的重要方面相一致。本文说明了实际利率的下降（通常归因于欧元趋同过程）是如何导致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下降的，因为资本流入被错误地分配给了那些拥有较高净值但不一定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本文在意大利和葡萄牙的样本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离散程度和生产率损失趋势，但在德国、法国和挪威则没有。[5]刘贯春, 段玉柱, 刘媛媛. 2019.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资产可逆性与固定资产投资. 经济研究, 54(08): 53-70.本文利用2012年139部门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测算行业资产可逆性，并依据证监会行业分类匹配至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进而考察资产可逆性如何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考虑到资产可逆性与项目投资失败时的清算价值正相关，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增加项目投资收益率波动的视角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07-2017年季度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随着所处行业的资产可逆性提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被弱化，且该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更为凸显。特别地，在控制经济周期特征、投资机会和抵押担保效应后，上述研究结论依旧成立。此外，考虑到模型内生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资产可逆性的度量方式、行业匹配度及模型设定形式等问题，系列稳健性测试均证实资产可逆性这一传导渠道的重要性。本文结论表明，资产处置成本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6]刘贯春, 刘媛媛, 张军. 2019. 金融资产配置与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波动. 经济学（季刊）, 18(02):573-596.本文利用2007-2015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半年期数据，从金融资产持有份额和金融渠道获利的双重视角考察了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投资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金融资产持有份额有助于平滑企业投资波动，且该效应在投资不足时更强，而金融渠道获利不存在显著影响。同时，金融资产持有份额的平滑作用在私有企业中要强于国有企业，但在不同融资约束的企业间不存在明显差异。通过改变模型设定、样本区间和替换因变量，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